辛亥革命：大变局中的山东
不知不觉，辛亥革命已百年。
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奥威尔在《１９８４》里写道：“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该怎样面对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的中国？
我们将视角放在大变局中的山东，２０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从珍珠泉大院里的当政者到普通民众，从革命党到外国传教士，他们似乎都在变革的阴云下观察着什么，做着什么。而通过各色人等在辛亥前后的表现，可以窥见一时的历史气象：为什么直接推翻清廷统治的不是革命党，不是外国势力，而是纷纷独立的各个省份？由洋务运动脱胎而来，羽翼渐丰的各省大员们，是如何主动也罢，被动也罢，将老大帝国推向终结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我们甚至可以继续追问：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中国会怎样？
袁世凯的山东遗产：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最终却将这个政权送入地狱
种种迹象表明，晚清最后１０年，山东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期。可以说，直到末代巡抚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直到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很多人依然不会相信，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最终却将这个政权送入地狱。
１８９５年，洋务运动已进行了差不多３０年，距离洋务重臣丁宝桢在济南北郊开设山东机器局（山东近代工业开端）也已经２０年了。
这一年年初，日军登陆威海卫，中国战败，举国悲恸；又３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又１年，义和团举义，扶清灭洋，以冷兵器对抗现代文明，刀枪不入迎战驳壳枪。直接接壤直隶的山东越来越成为清廷担忧的祸乱之源。
新世纪来临，德国人继续在青岛扎根，并将火车头开到了济南。１９０４年，以袁世凯和周馥为代表的山东执政当局，将济南、潍县、周村自开商埠，从而开启了济南乃至整个山东自主探索近代化的序幕。回顾保定、开封等传统省会城市在近代由于工商业发展缓慢而逐渐衰落的历史，我们不难推测，如果济南没有自开商埠，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伴随着镇压义和团目的而来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接下来十几年山东走向近代化的最关键人物。有人称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山东任上，他创办山东大学堂，与德国签订各项条款，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稳定局势。后世很多年，我们大都忽视了袁世凯对于山东的意义。
继任者周馥继承了袁世凯的一系列“施政纲领”，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希望通过改善山东基础设施的举措，使之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
１９０２年，周馥选择对青岛进行破冰之旅。他应该知道，前任袁世凯与德国人纠缠时的种种麻烦。然而对他来说，沟通的压力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迅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前往青岛的目的，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扩大山东经济的方法上。
回济南后，周馥即上书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１９０４年，他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并通过竞争，迫使德国的山东矿物公司最终破产。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曾对德国总督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齐鲁大学的早期创办者，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回忆道：“当我回顾最初的２５年传教士生涯时，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我在中国最后的１５年（１８９３－１９０８年）却充满了奇迹。古老的习俗和偏见正在逐渐让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大好的前景。世界上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一直秉承着过去古老的做法和传统，现在逐渐适应了、也准备接受一切能够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新事物。我时常梦想现在能再年轻一次，投入到刚刚开始的前景美好的事业中去。”
孙中山：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
辛亥革命后的１００年间，无数人在叩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断送了满清政权？是满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是新政导致的政权危机？是天灾人祸？是无处不在的革命党？抑或，窃国者袁世凯？
都是，也都不是。
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曾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他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
宗方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
１９０７年庆亲王奕劻寿诞，盛宣怀“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一万两。
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但宗方却吃惊地看到，政府因惯性和麻木，“因循支绌”，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宗方估计，早则１０年，迟则３０年，大清“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做完这个估计后仅１６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在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千古奇灾，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７９午，整整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至少１千万人饿死。
１８７６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青州。７月１日，两个秀才来拜访他，“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他们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饥民们认为官府害怕洋人，可以带领他们对抗官府。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此时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被后世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４日，八国联军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北京城。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面无表情。而之前的甲午海战中，日军登陆威海卫，亦有当地人为之引路。
１９０８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于是，在各种情绪的对接下，辛亥前的１０年间各个阶层逐渐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清王朝在抵抗侵略中的无力表现让学生从反帝走向了反满；官兵矛盾、克扣军饷和物价的飞涨加深了军队的不满；赋税的增长引发了农民、工人、商人对新政的不满。到了１９１１年的春天政府又一次借外债修铁路的计划和满清“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则彻底打破了改良派上流阶层对于清廷的幻想。
终于各个阶层在反对举债这个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走到了一起一致将不满指向了满清朝廷反满革命成为被人们寄予希望解决所有问题的新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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