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都是户口惹的祸
似乎可以这样说，从城市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成为这个户籍制度严格的民族的一方“桃花源”。一代又一代人围绕城市，为了活得更好，拼尽一生。无论进城，还是出城，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进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
３０年，光荣与梦想，盘旋于城市上空。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每一条路都是雄心勃勃的。”凡尔哈伦说。
３０年来，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涌入城市，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如此倔强地去那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朝圣，城市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每年春节一过，如候鸟般回乡团圆的农民工们又将返城开始新一年的打拼。无论城市的生活多么艰难，但是大多数农民工们别无选择。背负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他们必须再回到城市里面，找生活，找寻他们自己的“中国梦”。
当任志远（化名）从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看到广州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身份证被警察打死的时候，他沾满涂料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暂住证。初中毕业就到济南打工的他意识到这张花了五元“买”的小纸片的分量了。
早在８０年代初的时候，任志远的父亲就怀着发财梦出来闯荡。那时候他的目光还不长远，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为菏泽的城里人。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让志强的父亲差点看到了希望。通知规定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和家属，允许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后来有人出价４０００元给我办城镇户口，孩子妈刚好怀了志远，为了能让他成为城里人，我就四处借钱办。可四千块实在太多了。”“生在农村，你就一辈子是农民。”任志远的父亲说。
一直以来，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就像一堵堵厚厚的城墙，让太多的寻梦者“里外不是人”，不仅挡住了外面的无限风光，也让城乡之间的迁徙备受煎熬，一部农民工的进城史就是一部伤痕累累的血泪史。农民要进城不仅没有任何可能的福利分享，还要承担巨大的生活压力，暂住证、子女择校，各种费用如一座座大山压在身上，而前方依然是看不尽的迷茫。即使衣着再光鲜亮丽，也白搭，一句出口成脏的“乡下人”足以将所有努力与渴求颜面扫地，低人一等的身份让太多农村人始终抬不起头。
想当年，参军、读大学是农村人进入城市仅有的两条路，无数有志之士为了一个城市梦想，离开故土。离开者成为周围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接受无数羡慕的目光。
弗兰茨·卡夫卡说，他有一座城堡。他永远都进入不了这座城堡，但却永远笼罩在这座城堡的阴影之下。
凡尔哈伦把现代城市比作章鱼，用章鱼的扩张来象征现代新兴城市对农村的巧取豪夺。农村的所有道路都通向城市，“但章鱼城市并不是劳动者的天堂”，“破产农民经不起章鱼城市的诱惑，结果是自投罗网。”
“再过２０年，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那时候我唱着这首歌，想象着自己２０年后在哪里，尽管那时没有确定的目标，但我自己确信，不会待在这个山沟沟里，不管怎样我都要走出去，脚生在自己的身上，谁也挡不住。”８０年代考上大学的郑良朝（化名）这样描述当时考大学的心境。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大学在“遥远的城市”，但是他还是每天走在“通往城市的田埂上”。
１９８６年，郑良朝考上了大学，来到了省城济南；毕业后被分配到某政府机关工作，并把户口迁到了济南，成为一名省城市民。
２０年后，沧海桑田。
“生无可居之屋死无葬身之地。”悲观者这样描述当代农村大学生毕业生的现实处境。天壤之别的出现，并非仅仅只是就业的问题，农村人通过个人奋斗进入城市的桥梁一旦切断，道路越来越狭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先遣者”进入城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户口限制措施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被严格限定在各自的生活区域。近几十年来，城门略有开启，“三代以上都是农民”，很多人说着这样的话，继续敲击城门。
出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城
２０１０年９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苍山县二庙乡某村农民刘景明怀里揣着５０００元钱走进了村书记的家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刘景明走了出来，心情格外好。村书记已经答应帮忙把女儿刘婷的户口迁回老家了。
１９９６年，当刘婷因为考上了中专而将户口迁到济南的时候，刘景明感觉到了无限的荣耀——女儿是大城市的人了。而这次回迁，他同样双手赞成，因为他也觉得女儿应该再要个孩子。为了躲避济南计划生育的围追堵截，刘婷最终决定把户口迁回老家，离开这个已经生活了１０多年的城市。
建国后，中国持续进行了６０多年的城市化进程让很多农村人对城市充满了向往，“农转非”曾经是无数人的梦想。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迫使一些人离开城市到偏远的乡村之外，几乎没有人希望“非转农”，主动离开城市的现象很少见，更谈不上形成什么运动。
而在今天，一场离开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运动正悄悄地拉开了帷幕。就在很多年轻人拼尽全力想要往济南钻的时候，主动离开济南的人也渐渐出现。对他们来讲，来济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离开济南同样是为了生活。
很多富有冒险精神，敢于追求理想生活的年轻人到了“北上广”之后，都会被残酷的现实迎头痛击，随即乖乖地为了生活而生活，因为他们有着沉重的出身背景。
每年涌进大城市的人群大多都是来自农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付出了巨大代价，把自己培养成大学生之后，来到了一线城市。他们打工，参加各类招考，为的就是能够在城市扎下根来，取得一个立脚的地方，一个能够满足温饱的饭碗，但这恰恰是最为基本的。
命运就像一连串的谜语，人们得一个一个地猜。５年，或者１０年过后，命运就会给出你所猜过的某些问题的答案。要么你在大城市里穷困潦倒，混了多年依然只不过混了这一顿的饭钱，下一顿另说；要么你飞黄腾达，麻雀变凤凰，有房有车有老婆孩子有辉煌的事业。然而，当年那些想要闯一闯的年轻人中，绝大部分还是沦为了前者。最后不得不揣着一份多年来在内心里喂养大的自卑卷铺盖走人。
从盲目地追求“城里人”身份，到理性地在城市与农村、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做出选择，中国人在城乡二元的思维里转了多年之后，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运动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离开一线城市，撤回农村或者城市与农村中间地带的想法在越来越多人的心中悄悄萌发。为了生活，再次为了生活，走吧。
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如下论断：从城市离开的都是失败者。恰恰相反，这样的离开或许恰巧意味着从一条通向失败的路上回头，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去寻找成功。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讲依然是前途未卜的，但这种选择往往是重要的，有了选择才有了希望。
现如今，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８０后们成了这个撤离城市的队伍中的主力。２００９年，江浙地区的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将户口迁回老家，除了不愿拿青春去做没有把握的赌注之外，老家的诱惑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日前，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省“农转非”数量从２００４年时的５７．７万人降到去年的１８．９万人，降幅高达６７％。与此同时，在某些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许多大学生与部分城镇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只是个例或很少的一部分，并不是主流；也有部分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的“逆城市化”现象是个伪命题，非但不是我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反倒应当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危险信号。
之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公务员选择农村户口，利益的驱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近年来，城郊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都纳入拆迁的范围，保留农村户籍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收益。此外，在农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户口还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
可以这样说，相对于轰轰烈烈的进城运动，小股逆流的出城运动显得那么“势单力薄”，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则是进城运动的一个表现，其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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