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的穷人和富人

　　从一个民族的餐桌上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所有。只要比较一下穷人和富人的餐桌，人们的日常饮食差异就会一目了然。从满足于物质的丰富，到强调饮食的安全，穷人的饮食和富人的饮食构成了中国餐桌上的两极。 

穷人的寒酸，富人的丑态

　　穷人食不果腹，富人钟鸣鼎食，两者自古有别。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三月不知肉味”了。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时候会随着猪肉的价格上下浮动，但是温饱早已不成问题。

　　在这个以“食色，性也”为信条的国家，人们的胃几乎是“来者不拒”，什么东西都能出现在菜谱上，不仅要吃出滋味，更要吃出品位。

　　魏晋名士人人争服五石散。吞服了这种含铅的药物会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以至于必须通过运动的方式散发药力。而那些买不起五石散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富贵逼人来”，也要装作中毒的样子，披头散发在路边疯癫地跑上两圈。

　　在古代的雅典，城市开始变得繁荣兴旺，富裕的城里人对斯巴达人的食物和他们臭名远扬的用猪肉汤、盐和醋做成的“黑汤”大感惊奇。在罗马帝国，当富人宴饮的时候，穷人们只能靠一点面包和黍米做成的粥来果腹。当时，有钱人的食物是用珍贵酱汁来调味的———一种从腐烂发酵了几周的鱼身上渗出的液体。

　　穷人有穷人的寒酸，富人也有富人的丑态。可笑的“黄金宴”现身中国已经１０多年了，酒席用从日本进口的２４Ｋ黄金制成、只有万分之一毫米厚的食用金箔，烹制出一席黄金宴，每席８万至１０万元。可是那些一掷千金的富人们又是否知道，黄金根本不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也很稳定，不会被人体吸收，怎么可能有美容功效？

　　报载广州一富人请客吃饭，为了凑足包厢的最低消费３８８８元，两人点了一小碟天鹅肉。不过估计这位阔佬并不知道，天鹅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的可能作为“非典”来源的动物中位列第一。

　　没饭吃的时候为什么不吃肉粥？是因为吃不起啊。不过，穷人的餐桌固然不安全，富人的餐桌也未必更安全。有时不得不承认，人生的确不公平。乡下拼死拼活刚奔温饱呢，城里已经后中产了。尽管卫生问题看似通过昂贵的价格和良好的服务解决掉了，但有钱人对口腹之欲永不停歇地追求，注定他们不会满足于日常的摄入，也注定他们的毛病比别人多。

　　抛开饮食的安全不讲，穷人和富人在餐桌上的区别首先就表现在食品的丰富程度上。当民众饮食的最低标准在时代发展中被提升之后，渐渐地人们注意到富人的餐桌又起了变化，与穷人的餐桌再一次形成了对比。

餐桌上的贫困病与富贵病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健康调查”，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餐桌上的穷人和富人的差别。

　　如果从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这些现代社会最大的健康杀手的发病率来考查，保留着中国传统膳食结构的农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群都更健康。尽管他们也会受到肺炎、寄生虫病、肺结核、消化性溃疡、与怀孕有关的各种疾病——所谓“贫困病”——的困扰。

　　但是，“解决后面这些健康问题，现代医学界有丰富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手段，而对那些富贵病，我们却束手无策。”主持“中国健康调查”的柯林·坎贝尔在该调查报告中指出。

    报告中，作者一直用谦逊的态度表达对中国饮食的赞扬，然而我们绝对不可以沾沾自喜，因为这份报告中所讲的是１０年前的中国。随着美式快餐的进入，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更加接近了不健康。这是事实。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被美国公司的配方喂养。美国建立在廉价商品粮基础上的食品帝国，摧毁了各国的本地化食品供应体系。粮食的价格下降，而健康食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比如水果，新鲜蔬菜。

　　中国的粮食体系虽然还没有被摧毁，但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连保卫的能力也没有。粮食的市场化，农业的产业化，至今无人质疑。

　　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医疗的产业化。而农业的产业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美国化，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生产。食品，是保障人生存的一种东西，不是赚钱的东西。而农业是生产食品的，从这一点看，任何农业产业化都是错误的荒谬的。

　　快餐，这些垃圾食品的价格不断下降，比如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等等。所以就有一个现象，穷人越来越胖，富人越来越瘦，这与穷人买不到健康的食品有关，而富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的绿色食品。

　　
大家都来“拖油瓶”？

    许多食物，大家明知其有险，但因其昂贵，吃得有面子，足显身份之高贵，故而成瘾。比如有钱人喜食的鲨鱼肝，因为营养丰富，而且价格足够昂贵，颇受追捧。但食用过多，一样会引起维生素Ａ中毒，一两鲨鱼肝足以中招。滋补品人参、燕窝、海参、鱿鱼、龟蛇、猴头等，其营养成分并不齐全，清代名医灵胎说过：“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虚不受补，不必多说。林妹妹吃燕窝人参像吃饭一样，死得更早了：补药有时就像是病毒，把病越养越茁壮了。

　　在饮食安全方面富人和穷人所处的境况虽然是一样的，但在应对问题的能力上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笔者曾经听到这样一席谈话。“现在的蔬菜没法吃，残留农药洗也洗不掉，泡也泡不出。很多青菜看起来没用农药，还有虫子。但我后来听说有人专门养了虫子卖给菜农，真是让人心惊胆战啊。”“我家已经在郊区租了一块地，雇了两个当地农民来种菜，不允许用农药和化肥。我会不定期的去检查他们的种植情况，只有这样，吃起来才能放心。”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曝光，“拖油瓶族”也悄悄出现了。他们大多是都市白领，几乎每顿饭都在外边吃。他们中不少人带着油瓶上饭店，直接走进厨房，吩咐厨师用自己带来的油炒菜。这些白领虽然自带炒菜的油，对餐牌上标的菜价一分不会少付。他们担心的是饭店用的油来路不明。

　　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受害者，只不过富人的应对能力更强一些。但是，舆论还是认为富人特别是中产者，需要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利用自身的力量不断推动社会完善，而不是在握着大量财富的同时只知道自保。也只有这样，“速、朴、养、清、奇、乐”的饮食追求才能自上而下，真正可以称为中国餐饮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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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吃

毛泽东：吃红烧肉打胜仗

　　“乡巴佬，土包子，一生就知道吃红烧肉。”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对毛泽东的抱怨。有关毛泽东爱吃红烧肉的逸闻趣事颇多。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０日，经过整整三天两夜的激战，沙家店战役终于以我军的胜利宣告结束。三天两夜没合眼的毛泽东在帆布躺椅上坐下来，对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啊，你去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我想吃，要肥的。这段时间累了，用脑子太多，你给我搞碗肥些的红烧肉，吃了补补脑子。”

　　１９４９年，济南解放。毛泽东非常高兴，手里挥动着攻克济南的电报，将胜利的消息告诉卫士们。一个卫士将打胜仗与红烧肉联系起来：“主席吃了红烧肉，指挥打仗没有不赢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红烧肉就是补脑子嘛！”

鲁迅：叫花鸡远播日本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３日，鲁迅在知味观宴请日本福民医院院长和内山君等好友，亲自点了“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杭州名菜。特别向客人介绍了“叫化鸡”的来历和做法。他告诉客人“叫化鸡”是采用１５００克左右的母鸡为原料，腹中藏有虾仁、火腿等辅料，鸡身用网油包住，外裹荷叶，再用酒瓮泥涂抹，然后上火烧烤三四小时。食用时敲掉泥块，整鸡上桌，色泽金黄，香气扑鼻，举箸入口，肉质酥嫩，味鲜异常。福民医院院长回国后，在日本宣传杭州菜的特殊风味。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日本中国料理代表团”和“日本主妇之友”成员来沪访问时，还指名要到知味观品尝“叫化鸡”和“西湖醋鱼”等名菜。

马尔克斯：最痛苦的是，人活着却必须节食

　　上世纪５０年代，马尔克斯住在巴黎，没钱享用那里的高级餐厅的美食。１９６８年，当他功成名就又回到巴黎的时候，他的胃想弥补一下多年前贫困导致他没有享受到的美食。他说：“我想吃所有我没吃过的东西，想喝所有以前我买不起的葡萄酒。我恨巴黎。”他在努力维持健康的体重。１９８８年，他说：“我一直在节食。前半生我吃不到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我买不起，后半生我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是因为我必须节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