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囧途的生存哲学(2)

专访《南风窗》驻欧洲主笔、著名学者熊培云——

我那“沦陷”的故乡

　　著有《重新发现社会》、《中国之觉醒》、《思想国》等书的学者熊培云，曾提出一个词叫“沦陷的故乡”，他如何看待“回不去的故乡”？１月２４日，熊培云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本刊记者　熊建强

那片土地的变化与被变化

　　《齐鲁周刊》：故乡的土地、古树、人，常常在你的笔下出现。你为什么会对那里有如此深的记忆？

　　熊培云：我在那里生活成长了１７年，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烈日炎炎下，跟着父母在田间忙“双抢”；过节时，与伙伴们去看地方戏、舞龙灯、狮子灯；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万般诗意里，跟着母亲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识字不多的母亲请教店里的读书人；十六岁第一次独自远行，夏日的清晨，带着几个馒头和自己装订的诗集，去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投稿……我们之所以怀念故乡，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怀念那片土地、那些人，而是怀念自己走过的那段时光。

　　《齐鲁周刊》：你曾在２００８年特意去你老家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有什么感触？

　　熊培云：变得不只是物，还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那里的人。现在，父母依旧住在村庄守着那片土地，再回去，已不再是１７年前的时光与感觉。时光回不去的伤感虽已释怀，然而有一种痛却挥之不去，这种痛来自那片土地和那些人的变化与被变化。

最大的危险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合谋

　　《齐鲁周刊》：乡村积淀的历史符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熊培云：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７００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几棵古树，那一座山，那些古屋。对于城市人来说，不过是几个钱；但对农民来说，那是家园和生存的根基。

　　《齐鲁周刊》你认为是什么让故乡沦陷？

　　熊培云：费孝通曾说农村最大的危险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我认为今日中国之部分乡村，也正陷入这危险之中。

　　最突出的当属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不断侵蚀。过去叫“攻城掠地”，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攻乡掠地”，“让农民上楼，有些农民不想城市化，政府却要通过暴力一定要城市化，向农村扩张，将农民的地分走，这就是“攻乡掠地”。迫于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的命运被轰隆隆的现代化、城市化的车轮裹挟而去，背井离乡，连根拔起，涌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跌跌撞撞。当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又怎能守住这故乡的一栋屋、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当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这沦陷，又凭什么去指责这些淳朴的农民不去守住自己的底线？

■延伸阅读

故乡沦陷三人谈作家十年砍柴

　　上个月我和来京的鄢烈山、笑蜀、蒋兆勇等人去京东宋庄拜会卜居在此的于建嵘先生。闲聊着就不由得把话题转到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农村问题。用笑蜀兄的话来说，现在的农村，是几千年来抗风险能力最差，最没有自卫能力的时期，外部的强力，掠夺农村任何一种还有价值的资源，就像一个巨大的吸管吸血，用句农民的俗话说：“吃骨头都不吐渣渣。”

　　现在的农村，哪一样还值些钱的东西，不正在被外来的权力抢掠？我们这代人曾在中学的教科书里领教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圈地运动”的残酷，可当时是资本在圈地，土地的主人尚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而当强大的权力来圈地时，连讨价还价都不可能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

　　西方式的现代化，一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实现国家对底层的控制；二是建构原子化的个体，摆脱传统家庭、作坊、行会等势力的约束，以表面上自由缔约的能力，卷入工业大军的行列，为工业化提供支撑。仔细回味，当今“故乡”的沦陷，不也与这样的现代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时事评论员单士兵

　　“故乡沦陷”是无数人内心的彻骨痛，这种对故乡的救赎，当然需要来自个体的、集体的、制度的力量。我真的很希望，国家能够通过尽快废除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的那些不合理法律制度，来为乡村真正注入民主、法治与文明的力量，来完成对“故乡沦陷”的真正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