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乡史

　　春节临近，故乡再一次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多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风行大江南北，唱得游子黯然神伤。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愁对于每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是一份或浓或淡的牵挂，纵然我们没有贺知章那种物是人非的孤独感，但在都市人海中挣扎的疲惫，也总让人期待着能有一时半刻的安闲静谧，此时，“回家”就成为了我们近似于偏执的信仰。

 

　　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为何有如许多的离别和乡愁？究竟是怎样强大的力量将如此安土重迁又恋家不舍的人们驱离家乡？在这人人脚步好像永不停歇的时代，离开或者回归，又意味着什么？

　　伴随着离乡运动的轰轰烈烈，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故乡在哪儿？它究竟沦陷到了什么地步？故乡已沦陷，为什么我们还在拼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 

东风吹破千行泪，理想不灭，离乡不止

　　１９９５年９月８日，７５岁的张爱玲被发现死在洛杉矾一所公寓，具体死期不明，留下的是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多少年因政治阻隔，不能回归大陆，后来旧日老友邀她回上海，上海已不是当年的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

　　张爱玲并非个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场“背井离乡史”。

　　即便一个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内心似乎仍旧另有一个“故乡”，人们往往将它美化地命名：精神家园。于是这似乎成为人类心照不宣的通行证：几乎所有有所建树的人，都离开故乡，过着所谓的“背井离乡”的生活。

　　古代的地权和税赋形式，从根本上说，是对农民的一种束缚。农民不能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冒着杀头的危险，离开家乡跑出去。到明代，这种束缚被用法律的形式真正明确出来：百姓不能行走出百里，出门要带有官吏颁发的路引，也就是介绍信路条。

　　离家者要么是达官显贵，要么是流民走寇。能够以合法途径享受到“离家”待遇的，大多是读书人。几千年来，离家是那样亲密地与各式各样的理想交织在一起，理想不灭，离乡不止。

　　怀着“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光荣与梦想，一批批青年踏上了离家之路。战国时有一群人出身“士人”，走各国，试图得到君主赏识成为高官；后有读书人需要访问知名的老师和学府。另更有严格的异地为官制，皇帝刻意限制作官地域。读书人即使当官后依旧不得归家，甚或终身不返。

　　被称为士大夫完美人格第一人的苏轼，自回乡安葬了父亲苏洵和妻子王弗，３３年间再没回过故乡。他死在异地常州，葬在河南郏县。３３年间家人寄书不断：“你什么时候能真回来呀？”苏轼只好一次次敷衍，借酒浇愁：“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到了近代，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成为离乡的主力。以鲁迅、陈天华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开始东渡日本，开始了其留学生涯。“１８９６年以后，中国学生陆续东渡，他们最初的目的，纯然是吸收新知，俾于学成为国效力，毫无革命与立宪的意识”。胡适在１９１０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

　　
从闯关东到新时期移民潮，用数百年时间换回来的“自主移民”，是如此神圣，如此哀戚

　　生存，从来就是离乡的主要目的。

　　有记载称：“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１８９９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的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

　　几百年来的人口压力、天灾人祸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大量农民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流动潮。据估计，８０年代初，全国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不超过２００万。１９８４年国家允许农村人口自带口粮进城打工时，当年全国流动人口猛增到２０００万。此后，人口流动的增长更是势不可当。１９９３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在外流动约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１５％。１９９５年流动人口增加到８０００万，到现阶段，农村外出流动人口达１亿以上。

　　２０１０年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０》指出，２００９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２．１１亿人。并且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的人中，出生在８０后－９０后的青年人占总人数的６０％。他们大多是在城市中度过青春期，对城市没有陌生感和自卑感，但对家乡也说不上非常怀恋。比起上一代，他们成为市民意愿更为强烈。
 

　　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人，可能仍将在离家与回家的选择中徘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我们，还是他们，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留下和离开，由我做主。

　　用数百年时间换回来的“自主移民”，是如此神圣，如此哀戚。

　　
离乡的文化阐释——从“背井离乡”到“衣锦还乡”

　　小时候生活在沃野千里的老家农村，有一口老井，是我们各家各户赖以生存饮用的唯一水源。

　　听奶奶讲过去一般穷人是打不起井的，井都是同姓氏大家族的人多家联合起来聘请匠人打的。自己家族如果没有水井，要到其他家族的水井借水吃，就会遭到人家的白眼和唠叨。那世时，没有自己家族的井要比没有自己的家产房屋要难得多。没有吃的可以要饭吃，没有房屋住可以借人家的羊圈猪窝住，而没有自己的井就是没了水喝，就是断了自己的生存源泉。

　　因为艰难必然神圣。我们小的时候，水井周围是最干净的场所。方圆三十公尺范围内不允许建造污秽的场所；水井从上到下全部用青石垒砌，井中常年青苔常绿；不允许在井边倒水，怕脏水倒流入井；不准在井边说话，怕污秽的东西污染井水。

　　引用以上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尽量还原一个成语：背井离乡。

　　元代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送的他离乡背井，进退无门。”同样是元代的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写道：“离乡背井，卧雪眠霜。”这两句充满悲怆意味的话是“离乡背井”（或背井离乡）的较早出处。

　　古人为什么不说“背家离乡”？离家的时候可以把除了井之外的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带走，惟有井不能带走，一旦一切都要带走了，也就意味着永远离开这里。在我们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中，永远抹煞不去的是一个“祖”字的深刻内涵，在这个“井”字上得到完美凄凉的印证。

　　几乎所有说到“故乡”的人，他们大多都已离开了故乡。很少有身处故乡的人一口一个“故乡”。这很像我们必须离开子宫很多年才知道有子宫这么回事。而故乡往往和子宫在意象或功能上等同：哺育、启蒙、源头。它记载着我们的起点，拥有我们身处其中时不能明察没有珍惜（也因此更值得不断回味）的芬芳，封存着我们最初的屈辱，也先天性地决定着我们背离的命运。

　　离开故乡，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故乡。如果故乡这么容易失去和放弃，那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永恒的梦境。绝大多数人正是在这种“背井离乡”、而“故乡又存在着”的处境中生活，正因为此，他们才拥有所谓的“怀念”的权利。还乡、省亲、祭祖，成为人类看似哀伤实质荣耀的缠绵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为什么，“衣锦还乡”在我们的文化中显得如此重要。楚霸王项羽攻占咸阳后，有人劝他定都关中，但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没有体会到衣锦还乡的快感，其对手刘邦却尝到了衣锦还乡的得意滋味。一曲《大风歌》唱出了刘邦的得意，一句：“游子念故乡，我不会忘记父老乡亲，今后永远免除沛县赋税。”更是让故乡父老感恩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