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烟民

　　新年伊始，控烟在中国全面展开。

　　１月９日是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周年，中国承诺２０１１年１月９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１００％禁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失约，已成定局”。

　　１月６日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指出，目前，全国仍有３亿以上烟民，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群更是高达７．３８亿。

　　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物质”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物质”。作为与人类相伴５００多年却无关人类生存本身的事物，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从第一个吸烟的古代烟客到烟草弥漫全球后的现代烟客，从早期祭祀典礼上的礼仪到把吸烟者送上断头台，人与香烟，到底有多少爱恨纠缠﹖也许，香烟真的会从这个世界消失，而越来越需要慰藉的人类会找到更好的方式看护心灵的家园吗﹖

一部中国俗文化史，离开了烟酒茶，便不足以勾勒清晰

　　“君不闻苏扬一大怪，十七八的姑娘叼着烟卷谈恋爱。”吸烟早已不是少数人的嗜好。“饭后一根烟，胜过活神仙”，这是百多年来烟民们的口头禅。这一“烟民信条”，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１９世纪末在报纸上为“白金龙”香烟打的广告。

　　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原本没有烟的地位。自从１４９２年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种植，随后，“烟雾”蔓延世界。迄今为止的数百年里，烟草未征服的地球角落已经不多。

　　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烟草传入我国。到崇祯末年，吸烟之风已在中国盛行。烟草传入使单纯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社会多了一条生财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又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烟文化。

　　《颐中档案》记载，机制卷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是１８８５年，上海的美商茂生洋行正式代理销售美国杜克公司生产的“小美女”牌香烟。

　　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食文化，烟酒茶非同小可，影响至深，在此三者中，烟又名列前茅。许多文化元素，比如礼、乐、和等，都深刻蕴藏在人们普通的日常行为里，而集中了诸多文化气质的大众消费品，莫如茶与酒以及后来的烟。一部中国俗文化史，离开了烟酒茶，便不足以勾勒清晰。

　　比如抽旱烟和水烟，被认为是最中国化的抽烟习惯，作家吴组缃曾描述道：“吸水烟，显然的，是一种闲中之趣，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吸出烟来过瘾。一位有身家的先生，当他擎着烟袋，大腿架着二腿，安静自在的坐着，慢条斯理的装着烟丝，从容舒徐的吸个一口半口，这也就把他的闲逸之乐着上了颜色，使他格外鲜明的意识到生之欢喜。”

　　过去，旱烟袋是普通百姓的烟具，水烟袋是有身份的人的烟具，烟嘴用来吸烟卷，层次更高，鼻烟壶甚至发展成为艺术品。尽管今天各种烟具几近绝迹，烟民们都吸上了过滤嘴香烟，我们也无法从烟具来判断每个烟民的身份、地位，但是，烟的牌子却又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双喜

　　英国学者盖特莱在一本名叫《尼古丁女郎》的著作中描述文革期间的中国烟民：“对于那些关在劳改农场的教师、工程师、诗人以及‘右派’分子来说，烟的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对这些饥肠辘辘的犯人来说，连找到一个白菜根或是抓到一只蛤蟆都是可喜可贺的事，他们居然还有心情享受一种连当时的西方人都是为奢侈品的消遣物……烟抽光了之后，犯人们试过一切能燃烧的东西——树叶、灌木叶、草叶。”

　　诗人徐志摩曾描述，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著名学府剑桥和牛津大学，学者、教授叼着烟斗、吸着雪茄，在烟雾弥漫的氛围里“熏陶”学生，仿佛成了一种传统风景。文化大家刘大杰也做过这样的描述：“听说牛津大学最高班的学生，是不大到教室里去上课的，时常坐在教授家里的沙发椅上，抽香烟，喝咖啡，随便地谈着闲话。他们就在那一缕一缕的烟圈里，学得了最高的哲学文学及其他种种的学问，这是烟的文化。”他因此得出一个有趣的推断，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成绩，“烟的文化”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病根。烟在日常生活中有时的意义确实远远超过了它自身。

　　东方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之一，是西方更注重个人，而东方更注重集体（社会）。当烟草成为全人类的消费品后，东方与西方在消费烟草方面表现出的一些差异，很明显就是文化精神差异的翻版。比如，在西方，很少有人会取出香烟来与人分享，而中国人则相反，最讲究给人递烟以示尊敬和友好。

　　到国外，几乎所有的烟都在一个层级上，万宝路就是万宝路，除了因口味香型差异而有不同的品种之外，不会有什么极品万宝路出现。而在中国，烟和茶酒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交、礼俗作用，递烟、泡茶、敬酒，几乎就是最基本的人情交往三部曲。

　　世俗文化元素是那样深的渗透在烟文化的骨子里，国酒有茅台，国烟有中华。烟民既追求“王者之象”，同时又有“君子和而不同”的风雅。最早的国烟牌子，几乎囊括了“福禄寿喜”等中国世俗社会里最基本的几个元素。

　　１００年前在卷烟工业响应“实业救国”的运动中，国烟“双喜”应运而生，南洋兄弟与外国烟草公司相抗衡，掀起了一浪一浪国货自强运动。因深得民族文化之底气，双喜这个牌号，迄今仍具有广泛的人气，号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双喜”。

香烟保卫战：选择欲求满足还是精神自控？

　　幽默的马克·吐温用戒烟的话题来揶揄人类的理性：“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了一千次了！”他还说：“如果天堂里没有雪茄，我宁愿下地狱。”面对香烟，人类的困境也许就是哈姆雷特的困惑：吸还是不吸，这是一个问题。

　　“口含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而快乐终是一切道德效能中之最大者。”林语堂这位吸烟论者倘若还在人世，今天再作这样直言不讳的挑战，无论如何也是令反吸烟者不能容忍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生物学家已提出警告，说香烟含有多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但骆驼牌香烟广告仍号称吸烟能“解除疲劳，帮助消化”；ＫＯＯＬ牌香烟更宣称“能防治常见感冒”，仿佛香烟成了良药。非典流行期间恐慌的人们发现，染上病毒的多是不抽烟的，这再次让烟民们“自我安慰”了一把。

　　在今天吸烟者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反烟压力。科学家试图将所有的疾病——癌症、色盲、弱视、秃顶、阳痿、无生育能力、便秘等等一一归咎于吸烟。

　　有大量证据证明，人们吸烟，有至少三分之一不是出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瘾这一原因。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梁实秋说：“无益之事有许多是有甚于吸烟者，所以吸烟或不吸烟，应由各人自行权衡而定。”

　　英国作家笛福在创造那个著名的流浪汉鲁宾逊时，就让他在虚构的荒岛上发现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烟草。他在岛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粘土为自己烧制了一把烟斗。正是这支烟斗赋予了他灵感和勇气。

　　中国最早也是最严厉的禁烟者是明代崇祯皇帝，吸烟者会被处死，他反烟的理由是“烟”与“燕”同音，“燕”指“燕都”，是当时的过渡北京，当时明军正与清军大战，因此“吃烟”就有北京沦陷的意味。

　　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提出了一个挑衅式的说法：“将来人们对自己的健康与心灵的关系认识得更高深时，也许能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肺癌是吸烟引起的？有多少肺癌是吸烟导致肺癌的宣传引起的？”

　　窦文涛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不是鼓吹吸烟，我是不同意非吸烟者在吸烟者面前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也不是说吸烟无害，我是讨厌给人制造罪恶感的说教。”

　　一部随欲望而来的香烟史，对应着的几乎就是人类理性的成长史。理论告诉我们吸烟有害健康，肉体告诉我们需要香烟。于是，吸烟便成了对欲求感性的直接满足，健康则是对健康问题精神上的强化，吸与不吸，说到底就是选择欲求满足还是精神自控。

　　（参考资料：郑天一主编《烟文化》，大丰、朝晖著《中国烟民与烟文化》，萧春雷著《烟路历程》，伊思·盖特莱著《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