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旱不完全记录
据了解，山东最早的干旱记载出现在公元前６０２年的周定王五年。从明朝开始，有关山东干旱的记载多了起来。２７７年的明朝史，发生干旱灾害的就有１６０年。清朝２６８年中，有干旱记载的就有２０７年。
因此，用十年九旱来形容山东并不过分。
连旱数年，“人相食”
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１６３７年开始，山东１０多个州县志中出现“夏旱无麦”与“大旱米饥”；１６３８年，“春大旱，井泉大竭，黄风时作，飞沙遍天”；１６３９年，《益都县志》记载：“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大蝗，岁大饥，人相食，流民载道”；到了１６４０年，发展为全省特大旱灾，４８个州县记载出现“人相食”，大旱持续到了１６４１年，“土地荒芜，村落为墟”，民饥而死者十有八九。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崇祯大旱”。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山东大旱，作家蒲松龄在《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述道：到处尸横遍野，一些好心人在郡城门外挖掘数尺深的枯井掩埋尸体，一眼井填满了再挖一眼，直挖了十多眼井还不够用。那些卖人肉的，清晨赶毛驴将人肉驮到市场上去卖，价格仅为羊肉的十分之一；或将人肉浸泡到人脂膏中，放进坛子里挑到市场上去，一边敲铜板一边叫卖。
及至清朝，旱灾依然频繁，影响最大的当数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大旱从１８７６年开始，持续四年，波及数省，“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人们变卖一切可卖的东西，包括妻儿；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包括人肉人骨，终还是难逃死路一条。相传一位叫罗嘉福的官员被派往山西襄办赈务，行之中途，随行的儿子忽然不见，最后才知道“已为人所食矣”。
干旱促成“闯关东”大潮
山东人安土重迁，背井离乡多半因为自然灾害。
据《中国救荒史》记载，１９２７年，山东全省９４个州县成灾，“鲁大蝗，旱灾尤重，受灾者九百万人”。各地县志记载：临邑“雨水愆期，飞蝗过境，夏禾苗枯槁颗粒不收者居多”；曲阜“凶旱，皆大饥”；冠县“大旱，禾尽，大饥”。１９２８年，“春夏大旱，禾苗半枯死，民不聊生”，全省８４个州县成灾。到了１９２９年，灾情继续加重，受灾州县增至１００个。１９２７年之后的两年间，山东到东北谋生的人数高达１８８万人之多，占全国移民东北总数的８７％还多。
在干旱的年份，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衣裳褴褛的贫苦农民或独身步行，身上背着一个小包袱，装着全部的家当；或者推着独轮车，携妇将雏奔波在颗粒无收的大地上。有些人卖房卖地甚至是卖儿卖女，才筹集到一点可怜的盘缠，从山东内陆买一张廉价的火车票，坐上胶济铁路线上简陋的小票车，或买一张日本小火轮船票，抵达青岛，然后再从青岛小港乘轮船去东北，从此离乡背井、漂泊一生。
大旱致水库变牧场
新中国成立后，干旱并未减轻。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资料显示，１９４９年－１９９０年的４２年间，除了降水量罕见的１９６４年外，山东有４１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旱灾，全省平均每年受灾面积１７３．７２万公顷。渴死麻雀，地上冒火、井里升烟的情景也有发生。
１９９９年开始，山东连续四年出现干旱，到了最为严重的２００２年，山东主要经济作物地瓜都是瓜茎细长瘦小，活像一棵还未发育好的野人参。干旱致使当年２３．１万公顷农作物因缺水无法播种，６７．２万公顷干枯死苗，７９２万人饮水困难，全省５００多家工业企业实行定量供水，６０多个县级以上城市供水不足，南四湖干涸。
那一年，烟台地区引以为傲的“百河千塘”几乎全部无法取水；泉城济南的黑虎泉泉洞干涸见底，市民的饮用水为水库所取代；创税大户滨洲市魏桥棉纺厂印染车间被迫关闭；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京航大运河济宁段断航近６０天，上百万吨煤炭不能及时外运；微山湖上残荷败水，湖泥干裂；临沂石岚水库长满青草，变作天然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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