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支书的“水边书”

　　一个人，一座湖，一个电灌站——因为水，村支书宋佃友的人生轨迹一再变化，从１９５９年修岸堤水库，到后来修电灌站，到如今“靠天吃饭＋自己买水泵浇地”，５０多年时间，宋佃友成为中国水利史的一个见证者。 

“靠水吃水”的生活成为过去

　　见到宋佃友的时候，他刚赶集回到家里。

　　１月２日是邻村大集，宋佃友早早起床，骑三轮摩托车到集上卖山楂和苹果。乡村集市散得早，下午一点多钟就没几个人了。直到他收拾东西回家，也只卖出去了９元钱的山楂，“要不是还卖了些苹果，这一趟连油钱也卖不出来。”刚一见面，宋佃友笑着对记者说。

　　寒暄毕，自然开始谈论最近的持续干旱。宋佃友带记者去看昨天刚刨出来的一段树根，他用手丈量了片刻，说：“刨了６０厘米还是干的，你能想象现在有多旱。”

　　从１９７２年３月，宋佃友开始担任蒙阴县蒙阴镇宋家场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１９９８年。这些年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在这个属于云蒙湖库区的贫困村庄，很少有人愿意当村干部，“２００７年，镇上的干部找到我，让我继续担任村支书，我就又干了起来。”

　　今年６８岁的宋佃友性格开朗，很受村人尊敬。到县城开会，他会到小摊上吃两块五一份的小吃，而不是像很多村干部一样下饭店，这被村民看作是他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花多少钱都是村里的，我们本来就穷，还是少花点好。”宋佃友这样解释。

　　宋佃友介绍，宋家场村现有３８６口人，２６７亩地，全在云蒙湖西侧的山上。人多地少，又都是山岭薄地，如今，村里２０到４０岁的人基本都在外打工，有三四户人家带着老母亲在外，常年不回家。

　　顺着宋佃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村民宋佃路用拖拉机从云蒙湖拉水浇地，但由于地全是山地，拖拉机行走不便，一天浇不了多少。一个月前，宋佃友买了一台水泵，抽水浇地，“即使这样大部分土地只能听天由命。”虽然村子距离云蒙湖只有几步之遥，但是落差很大，想要将湖水引到地里绝非易事。

　　“以前还可以养鱼，后来不让养了，前年，网箱都搬了出来。”这几天没人管，有些人划着小船，砸开湖面的薄冰，到湖里捉鱼，远远看去，晴空之下，几叶扁舟飘在湖上，很是惹眼。

　　从１９９３年，库区农民开始网箱养鱼。自２００３年云蒙湖被确定为临沂城饮用水水源地，为保证水质清纯，２００６年夏季开始清除养鱼网箱７万多个，经营网箱养鱼的３万农民，以２２００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换来了满库清水。库区的农民不仅在建水库时牺牲了大片的农田，如今，“靠水吃水”的生活也成为过去。如今，库区群众每人每年可获得６００元、连续２０年的补助。

水库改变一生

　　为了解决沂蒙山区长期缺水的问题，同时改善下游临沂、郯城一带的灌溉状况，１９５９年，山东省第二大人工水库——岸堤水库（后更名为云蒙湖）开工修建。政府集中了方圆几个县大约７万人（号称１０万人）拦河筑坝，搞大会战。

　　那一年宋佃友１６岁，作为１０万民工中的一个，到工地上干活。“两个人抬一个筐子，有专门负责挖土的，从９月份一直干到第二年３月。”

　　冬天，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修水库的工作却在这时候进入了高潮，到处都摆开了战场，红旗飘扬，喇叭阵阵。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下水工作的记忆，”宋佃友回忆说，“天上漂着鹅毛大雪，人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反而觉得很暖和，不想上来，挖完沙子后，一跃出水面，就会冻得骨头疼，赶紧钻进旁边的帆布棚，将光溜溜的身子扎进柴草里取暖。”

　　因为修建水库，这里即将成为库区，大片的良田都被淹没在了水底，人地平衡被打破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并且原来的村庄也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级决定进行大规模移民，将三分之一的人口移民东北，其他人搬到高处的山坡上居住。

　　宋家场村本来在平原，水库修起来后变成湖底，就搬到了湖边的山坡上。“１９６０年６月，湖里开始蓄水，我们也不知该搬到哪里去，就把有用的家什都放在床上，我妈说水再大也淹不了，不想搬。但水来得太快了，很短的时间就淹没了村子，人们来不及收拾东西，慌忙逃了出去。”

　　从湖底搬到山坡上，父母带领宋佃友兄弟几人割了荒草，随便盖了几间屋住进去。

　　“移民东北的人，大部分没过几个月就跑回来了。”生活的艰难、对故土的留恋使村民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宋佃友的姐姐移民到了临沂市兰山区郑旺镇，妻子的父母则移民到了沂南。如今每过几个月，宋佃友就和妻子一道去探望亲友，“他们生活跟我差不多，也不富裕，孩子他舅现在还住在当时的移民房里。”

　　水库的修建改变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再加上正值饥荒岁月，那几年的经历宋佃友印象深刻，在他的记忆中，村里大部分人都有出去要饭经历。“１９６０年，母亲领着四弟、二妹去要饭，一路要到旧寨我姨家，亲人相见，抱头痛哭。”

“瘫痪”的电灌站

　　面对冬天的持续干旱，宋佃友感叹道：“要是电灌站还能用就好了。”

　　宋佃友说的是周家沟子电灌站，这个位于云蒙湖西岸的大型电灌站，曾经一度辉煌。

　　１９７４年，周家沟子电灌站建站。“国家投资１２０万，义务工还不算在内，都是队里开工分，这个投入在当时是非常大的。”

　　那时候宋家场村还属于刘官庄公社，整个公社３８个村，每个村出义务工到工地干活，生产队负责拿出玉米、地瓜、高粱，人们就在工地上吃窝窝头。“电灌站修了３年，窝窝头也吃了小山似的一堆。”宋佃友说。
　　电灌站从云蒙湖里取水，将水抽到宋家场村西的松树山，围着山转一圈，水渠总共３０多华里长，惠及云蒙湖西岸大片良田。而到了如今，“大部分水渠都损毁了，就剩下一小段。”

　　几年前，宋佃友把家搬到了电灌站旁边，守着自己的果园，闲时帮忙看管电灌站。他向记者分析，１９８２年之前，用电灌站的机器抽水浇地，平均一亩地花费六七元钱；而如今村民自己用喷灌浇地，一小时要２４元钱，一亩地最快也得４个小时才能浇完。“前年省水利厅专家来考察，我也是这么向他们汇报的。”

　　“我的想法是，这个电灌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拆了。要是真能修理就好了，换换设备，天旱了完全能够用它来浇地。”从１９８２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电灌站已经将近３０年没有用过了，几十年间“瘫痪”在湖边，像是在留恋这里的风景。前些年水利设施盗窃严重，电灌站也没有幸免，有些高压线、机器被盗贼偷走了。

　　１月２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云蒙湖西岸的周家沟子电灌站时，负责看管电灌站的工人王明海正和同伴准备吃午饭。晚上王明海就住在电灌站旁的小屋里，以防止设备被偷，“有些设备运走了，现在上水量也小，老电灌站水渠老化严重，抽的还不如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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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欠账数据考

　　１９４９年，全国仅有８座水库。

　　１９５１年５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拉开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序幕。１９５４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

　　到了大跃进时期，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１９７５年一年的投资就有４５．３亿元。从建国初到１９７９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７６０多亿元。

　　从１９６０年２月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河南林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即红旗渠）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到了１９７９年，全国大中型水库有８．５万座，还有数不清的中小水库和分布密集的干渠支流，全国灌溉面积达到８亿亩，是１９４９年的三倍，占整个世界灌溉面积的１／４，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很多。

　　而从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国仅修建了８２７座水库，这与１９７９年前修建的８．５万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