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没有大爱？

　　爱自己，爱动物，爱宅，爱金钱，爱欲望。

　　但不爱同类，不信真爱。我是爱无能。

　　这段“凡客体”的话，透着无能为力的凄惶，和眼见飞机坠落而无能为力的巨大无奈。

　　曾几何时，我们不再为真正纯粹的情感而动容？为什么我们连爱都羞于说出口？我们为什么爱无能？

这个时代的“爱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爱无能”一词是《爱无能》作者镜子于２００１年创造的新词，在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这么一句话：“也许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所爱的原本就是一个幻像中的人，我们想爱的其实只是梦里自我的虚无。”图书出版后，经过一些新锐媒体的推波助澜，“爱无能”在人群中广泛流行和被频繁引用。

　　在这追求“钱途”和自我的年代，人的欲望越来越多，爱情也越来越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我们同样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受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这里有痛楚，有迷惘，当然也有希望。

　　爱无能者认为爱情是一笔交易或投资，结婚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满足身体或物质欲望；“我爱你”的潜台词是“我爱你的身体”或“我爱你的钱”，而与心灵无关。

　　我们时代的爱情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午夜电台的女性情感求助电话如此之多，内容却大同小异：少女问，喜欢上了有夫之妇，怎么办？剩女问，为什么还过得去的男人都在别的女人怀里？少妇问，为什么丈夫总不愿回家？与此同时，男人们也忙于求医问药：少男问，鸡鸡短小会否影响快感？已婚男忙于提高精子活跃度，Ｆ４０们关心正在发炎的前列腺。

　　先是爱衰竭，爱让位于欲望，意味着征服与占有；继之是爱无能，再也无力、无时间、无空间、无动力去爱；最终是爱谁谁，我们向来不缺矫情、滥情、多情、绝情、无情、苦情、煽情与激情，爱性与爱精人士也为数不少。

　　杀死古典传统爱情的方式有很多：时间、婚姻或金钱。最大可能却是那些似是而非、自以为是、以“爱情”名义行走江湖的“伪爱情”。

　　《蜗居》是一个范本，尽管遭遇道德层面的批判，女人们对宋思明的权力与魅力念念不忘，年轻幼稚的海藻亦拨动了不少成功人士的心弦。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而年轻是女人们无往不利的通行证。

　　的确，男女是两个不同物种：女人更注重形而上的契合，而男人却永远无法放弃形而下的乐趣。尽管女人们开始有男性化的趋势，但男人们也开始动物化了。情爱场上，谁更凶残，似乎更能占得上风。

中国雌性文化惹的祸？

　　有学者认为，爱无能与中国文化的“雌性化特征”有关。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国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种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国被发扬光大，结果造成中国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乱。

　　性紊乱的典型症状是性无能恐惧症。所以中国“身文化”超发达，对身体的关心超过对“人”的关心。吃是为了身体，身体需要“补”，好像身体一直是千疮百孔似的。

　　在性紊乱的背后，是自我意识丧失导致的爱无能。因为“我”的“不在场”，发自内心的爱情便无法实现，所以就不存在爱情，如同太监不存在性。

　　“自我”的拥有者——雌性的父权手持孝道的圣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为婚，“我”便沦为生育通道。

　　没有爱情的性处于厌烦的困扰之中，于是中国就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房中术、采补术、御女术等春宫文化，以此减弱这种漫长的厌烦。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没有健康的性。

　　爱情缺失使人生变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随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这体现在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和“血统论”。血统论在半个世纪前被改编为阶级论和出身论——贫农的女儿不能嫁地主的儿子，乃至像《芙蓉镇》中，“反革命”没有婚配的权利，这样“反革命”就会绝种。

　　雌性化的男人因为爱无能，使其丧失对爱情的想象力，只能以非自我这个爱情主体的门第、财产、权力来吸引或强迫女性，结果更像是购买或抢夺。如果遇见其他的门第、财产、权力的引诱或强迫，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马投怀送抱，变节出卖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显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许仙、陈世美等等，简直数不胜数。

　　直至现在，不懂爱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许多男人的征婚词是“豪宅房车海归处级干部高大英俊寻处女……”许多女人的征婚词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寻成功人士……”连中国房地产的广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钢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见许多人已经被完全规格化和标准化，这实际是对人的一种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缺少“大爱”的土壤：爱狗，但不爱同类

　　中国文化传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中主张的爱，是与人性相违背的去私之爱，甚至为了这些堂而皇之的教条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最后便演变为虚伪，流于形式的爱。

　　爱有广狭义之分。宗教对爱的诠释是广义的，认为众生平等，倡导的是博爱。而中国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这就使得中国人缺少了大爱的基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其“情”其“爱”所投注的分量往往因等级地位不同而不同。对上卑躬屈膝谄媚讨好，对下则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而其情其爱多为虚假，成为一种利益的符号或包装。虽然墨家主张兼爱，但这种声音不占主流，而且在中国的土壤上也真难做起来。

　　我们正处在一种“伪人性”的舆论氛围之中，这种氛围以网络为甚，倡导这种舆论的人，动辄以“人性”、“爱心”、“尊重生命”等词汇来标榜自己，以显得自己很有人文情怀，很有教养，这些词汇不对，也没说具有这样思想的不对，但真正问起他，欧洲当年的“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那时为什么要提出“人文主义”，为什么要强调“人性”，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前段时间，全国上下热炒了一场“踩猫事件”，几乎所有的权威媒体都卷进去，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尊重生命”的大教育。

　　搞笑的是，大篇幅报道“踩猫事件”的电视台，有一个钓鱼爱好者栏目，每周都在教人们如何折磨鱼，如何从中得到快乐。

　　“找个女（男）朋友，还是养条狗。”在电子音乐的嘶吼中，现代人表达着无力。可以为一只宠物狗伤心落泪，但对门邻居可能住了很多年都不打招呼。前段时间，南京某小区一独居住户死在家中，过了十几天才被人发现。住在死者楼上的一位女士表示，现在大家都各忙各的，家只是个睡觉吃饭的场所。要是一个人没事到处乱串门，多半不受邻居欢迎。即使自家有事，也不习惯找邻居帮忙，久而久之，大家都淡漠了。

　　社会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认为，“目前，市民的生活领域正处于从传统社区转变为现代化社区的进程中，许多传统社区具备的血缘、族群关系都不复存在。”这就必然造成了社区成员关系的逐渐疏远。

　　“人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难免会过分强调纯理性、自利性，尤其是面对具体事务，总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人际关系就变成了简单的动物式的‘生存淘汰’，顾不上爱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闫巩固无奈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