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陈凯歌

　　１２月４日，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上映，两日票房达到５１００万。陈凯歌变了，有人称《梅兰芳》是陈凯歌“谦卑的自我救赎”，但令人意外的是，到了拍《赵氏孤儿》时，他的谦卑似乎更胜一筹。

　　见惯了这位五千年文化纠缠于一身的悲悯者的厚重和曲高和寡，见惯了他从象牙塔里无辜地埋怨这个世界——被顶礼膜拜，然后彻底粉碎，然后悄悄爬起，摇着尾巴向我们走来。

　　曾几何时，以陈凯歌、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导演，要么沦为金钱的奴隶，为了票房可以不顾脸面；要么就是骨子里带着对权势的崇拜，为暴君寻求合理性，成为丛林法则的忠实维护者。

　　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时代已不属于他们了，可悲的是，这个时代也找不到自己的所属，只好不情愿地把他们拎出来充门面。在王蒙高声说“躲避崇高”十多年后，人们不仅躲避它，还讥讽它、践踏它。
 

“人往低处走”的成年凯歌

　　前不久，陈凯歌接受记者访问，地点选在他经常去的一个会所。摄影师请他坐在一个高椅子上，他仔细看了看椅子，死活不肯坐，理由是：“这个坐得太高了，接不住。而且也不能老让别人觉得你一个人高高在上，这多不好。”过了一会儿，葛优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高椅子上，他压根就没多想。

　　陈凯歌开始刻意放低自己，而不是“我负有文化使命，我不是单纯地拍一部电影。”——他曾经用这句话将自己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的《英雄》区别开来。

　　２００３年，陈凯歌接受外媒采访时还直言：“讲故事不是我的任务。”而现在的他会这样说：“美国人说好电影有三个条件，故事，故事，故事！以前觉得太没劲了，现在觉得有道理。”他承认，自己一开始拍电影时，总想从视觉的角度入手，去打破有些东西，却看不起讲故事。

　　在《赵氏孤儿》讨论宣传方案时，有人提议，让《无极》“馒头”恶搞事件的操刀手胡戈来看片。陈凯歌没有否决这个想法：“你们请他来，我觉得也可以。”而当年，他对胡戈几近愤怒：“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冯小刚说过：“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你劝他平易近人，等于害了他。”影评人魏君子感叹：“其实我觉得陈凯歌很可怜，他现在为了走进观众，几乎是卑躬屈膝了！”陈凯歌也说：“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说得大义凛然，仿若醍醐灌顶，痛定思痛，然而“往低处走”的陈凯歌走到哪里去了呢？

　　这部《赵氏孤儿》注定失落了理想主义的自信与高蹈，平添了观众们自我投射的自私与现实，在小心翼翼地向“常识”靠拢趋附的同时，还要承受娱记们对程婴与韩厥“断背关系”的嘲弄——因为“断背”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

　　陈凯歌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他会在几乎每个公开场合提及并引用佛家《金刚经》和道家《道德经》。

　　摄影师杨述和陈凯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在纽约一起工作时，一天晚上，陈凯歌喝醉了，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杨述睡在躺椅上。那个晚上，陈凯歌背了一整夜的诗，有中国诗歌和古文，也有现当代诗歌。“骨子里，他是个文化人，为电影而生的。”杨述说。

　　或许，当曾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陈凯歌开始谦卑地告诉你：“一切都原谅，一切都理解，一切都宽恕”时，少年凯歌所代表的电影纯真年代也已落下了帷幕。

　　
是谁伤害了这位与时代“隔膜”的艺术家﹖

　　“我用一个特简单的词把我想拍的电影概括出来了：‘牛人’。荆轲、程蝶衣、梅兰芳、程婴都是‘牛人’。”陈凯歌说，“这个‘牛人’首先是老实人，看起来不灵的人。但是他有种让你觉得服的东西，他在困境里头不甘心。”

　　在谈到《赵氏孤儿》时，陈凯歌说观众多看几遍就会明白其中蕴含的意义。他说的也许对，但是《赵氏孤儿》早已不是《霸王别姬》，程婴也不是程蝶衣，看电影不是学习古典文学，谁还会反复品读揣摩？

　　多年来，陈凯歌和他的电影总是与艺术、哲学、思想这些词汇纠结在一起。虽然陈凯歌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认为他是知识分子是非常错误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多半源于媒体对他的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陈凯歌过去的作品，无论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黄土地》，还是口碑和票房都不错的《霸王别姬》，包括没有公映的《风月》和曲高和寡的《边走边唱》，都充满了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如何收回电影投资，这个“世俗”的问题，却很少进入陈凯歌的视线。

　　《霸王别姬》的成功来自故事，来自人物，来自导演，来自音乐，来自戏里戏外不能分割的爱恨纠缠。这样的电影看一次就是一次消耗，回头张望自己和命运的连接时，前生来世的惊觉轮回是不能用言语描述的。陈凯歌不能放弃悲剧带来的震撼和凝重，一如后来在《刺秦》中他对历史近乎固执的迷恋。

　　而到了后来，《梅兰芳》放弃了陈凯歌曾经最擅长的东西——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隐喻和反省，即便是史诗格局的题材，也变现为现实主义的食色性也。特别是讲述梅兰芳在日占时期蓄须明志的段落，已经直白得仿若电视节目里的“真实再现”了。

　　王朔曾经说：“陈凯歌还会坚守自己，因为悲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而当陈凯歌试图改变而又显得力不从心，坚守所带有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少﹖

　　网络对《无极》的恶搞伤害了这位与时代“隔膜”的艺术家，一位“负有文化使命”的导演，因为对常识的匮乏而陷入白日梦般的创作梦魇，执迷于史诗的宏大表述更让他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基本观照，以至于一个恶搞的网络视频便足以将这幅辉煌的画面撕得粉碎。

　　从此，陈凯歌的苦难生活再次开始了。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他似乎很少享受过大众给予的幸福，当然，物质不在此列。

　　陈凯歌总说自己不合时宜，其实他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合时宜，而是想合合不了，在商业化与艺术追求之间彷徨不定，到最后搞得不伦不类。

　　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宿命论者。这一点在《霸王别姬》的人物命运设置中毕露无遗。霸王与段小楼，虞姬与程蝶衣，窑姐儿与菊仙，每个人物都逃不出那宿命的罗网。关师傅说：“人纵有万般能耐，可终也敌不过天命啊！”

　　陈凯歌的电影历程似乎也呈现出这种被宿定的途路。

　　沉湎在自我世界里的陈凯歌，或许就像《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一样，内心的纠结和忧伤只有自己慢慢咀嚼了。

　　
“观众都已过了河，导演还在摸石头”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陈凯歌自传《少年凯歌》。

　　他经常会想起“文革”期间，自己站在台上批判父亲时的情景：“那时我让政治给绑架了，全民让政治给绑架了。今天我们让钱绑架了。”

　　虽然作为一个导演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或许更适合成为作家：“无论是做导演，还是当作家，都得耐得住心底的寂寞。我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因此我既能当导演，也能是作家。”

　　当“张、陈、冯”三大导演顺次倒下，距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似乎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冯小刚十年如一日的贺岁片，其实是同一部影片。而张艺谋的自我重复则是大场面、大营销与大制作。及至《山楂树之恋》，人们已形成对导演固有的偏见，不管电影拍得怎样，先将导演按翻在地，解剖其心态，仿佛人人都是鲁迅。

　　这也难怪，中国的电影观众早被盗版影碟培养出了超一流的观影口味，正所谓“观众都已过了河，导演还在摸石头”。古话说得好：“盛名之下，大而不当”，他们似乎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了。

　　有人说：“对于张艺谋，我们已经无话可讲，对于陈凯歌，我们还在观望。对于中国电影以后的道路，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赵氏孤儿》只不过是他的回光返照，他依旧降不下身段，依旧沉浸在１０年前。

　　为什么中国拍不出“阿凡达”和“机器人瓦力”这样单纯美好的电影？不是因为技术与手段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这种价值观奉行弱肉强食，推崇的是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党同伐异，是打碎一切重新树立，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对弱者的怜悯和对异见者的宽容。

　　可悲的却是这些导演垄断着中国的电影市场，霸占着电影资源，口口声声说着不想说教，却时时刻刻向观众灌输着一种落后的价值观。而真正能独立思考的导演却没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