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政治的双重变奏(2)

从邓亚萍到何智丽，从举国体制到民族主义

　　何智丽成为２０年来中国体育的一个符号。

　　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３９届世乒赛女单半决赛，国家队教练马金豹找到何智丽，告诉她教练组决定让她让球给管建华，何智丽在５个月前的亚运会女团决赛中输给过韩国选手梁英子，国家队为确保世乒赛女单夺冠决定让管建华进决赛。

　　何智丽说：“他要我让给管建华，我说我不让，我之前混双进了半决赛都让了，这次我不让。”何智丽果然没有听从教练安排，击败管建华进入了决赛，并顺利战胜梁英子获得世乒赛女单冠军。

　　这就是著名的“让球风波”。

　　很长一段时间，体育成为一种政治任务，何智丽那一代，正是告别这种政治体育的时代。不过，还没有完全告别政治体育的中国，至今更没有告别民族主义的体育。国人在体育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民族自豪感”，而很少是个人追求优异的精神。

　　２００７年４月，乒坛名宿、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表示，１９６１年他曾在第３９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让球给庄则栋。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语出惊人：“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贺龙的理由是：“让小庄当冠军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在团体赛当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这样，会议确定了男单冠军为庄则栋。贺老总对徐寅生说：“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

　　１９９４年的广岛亚运会上，已入日本籍的何智丽以３∶１击败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乒坛“大姐大”邓亚萍，夺得亚运乒乓球女单金牌。无数中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目睹了曾是炎黄子孙的何智丽，站在领奖台上，太阳旗在日本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喝黄浦江水长大，中国教练精心培养的运动员却在亚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比赛上为别国夺得金牌。

　　我们不妨看看她在广岛拿了亚运会冠军后说的话：“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

　　何智丽的存在大大刺激了国人敏感的神经，有人这样评价她：“何智丽是上个世纪末的英雄，也是本世纪初的英雄。她２０年前破了政治体育的虚伪，如今又亮出了民族主义体育的丑恶。迄今为止，她仍然对中国人是个挑战。”

　　
广州欢迎批评，摇摆着前进的公民社会

　　亚运会的成功极大刺激了国人的体育激情。

　　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上午，北京亚运会正在紧张筹备，８６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刚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前他亲笔题写了中心的馆名。他对在场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这次视察，邓小平特意戴着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顶帽子，他戴了很久。

　　１９９０年北京的整个氛围，就是努力想证明：中国有搞国际运动会的能力，而且国民没有任何异议，全都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四合院纷纷“被白色的装饰物包了起来”，亚运村和各大场馆花团锦簇，彩旗和气球飘扬。城内还流传着这样的段子：人们可以因为“亚运年”而自觉不吵架。

　　而到了广州亚运会，却早已昔非今比。在国家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之前对奥运与世博均有提及，但唯独这次没提亚运。在举国体制系统中，这意味着广州亚运会将与考核政府工作的指标脱离。中央级媒体也在忙碌于世博时不经意“忽略”了广州亚运。既然没有特殊政治意义需要表达，自然没了砸钱摆阔的动力，论真金白银，广州无法再获堪比北京、上海那般力度的支持，论关注度，也再难寻觅当年那股挟裹整个民族热情的雄风。

　　“我们是要向北京奥运学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他不一样，”亚组委庆典和文化活动部部长何继青说，“不过，也没法一样。广州现在和悉尼、亚特兰大接轨了。”这两座城市都承办过奥运会，将盛会交由一座城市，由其独立筹办，并进行市场化运作，这被视为国际惯例。

　　２０年前，亚运会的举办让北京市民乃至国人生出发自肺腑的自豪。２０年后，自豪已不再掩盖其他，对于盛会筹备过程中的瑕疵，广州市民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而当地政府则作出了欢迎、包容批评以及诚恳道歉、有则改之的姿态。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交通免费拥挤了，政府知道要改正。市政工程扰民了，新闻报纸天天骂，领导会出来道歉安慰。这正是我为什么如此爱广州的原因。这里是个摇摆着前进的公民社会。”

　　两届亚运亲历者、广州市形象大使尹捷说：“在普通老百姓这个层面，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２０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２０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主持过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有关节目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去办大事，尽量都说点悦耳的话，广州天天都能见到批评，令他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