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的遗产

　　６月２５日，９１岁的著名画家吴冠中去世。

　　任何赞誉之词面对经历过社会生活的深重苦难和付出过艺术创造之苦功的人来说，都显得黯然失色。或许我们应该留意，是什么成就了吴冠中？吴冠中成就了什么？吴冠中留给我们什么遗产？

批评家吴冠中大于等于艺术家吴冠中？

“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吴冠中穿着家常的红色夹克衫、头枕自传《我负丹青》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告别。

　　他曾说，一个人的年表是生命支付的账单，备查支付的误差。现在，这份跨越９１年的账单写上了简洁的最后一笔，定格在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

　　大师、战士、巨擘、艺术界的鲁迅，媒体毫不吝啬地送上各种评价，专业人士则开始分析他的画作能否看涨。就在他去世前的这个春天，他１９７４年创作的油画长卷《长江万里图》以５７１２万元人民币成交，他曾是中国健在画家中身价最高的那一个。

　　在网上，人们开始重新发现或温习他那些犀利的言语：“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

　　其实，除了吴冠中，民间社会对于这些事物的荒谬，私底下也有过不少批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吴冠中的代言作用。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对吴冠中相当关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他大胆地说了很多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这样说。

　　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身后留下了众多不能用金钱衡量价值的珍贵画作；作为一位文化人物，吴冠中逝世的后效应之大，也许是舆论始料不及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文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认定为边缘化的话题，被忽视，被远离，甚至被遗忘。然而，吴冠中恰恰投射出当下大多数人对文化抱持的理想和期许。

　　《新周刊》在微博中摘录了吴冠中生前讲过的一段话：“中国没有鲁迅，这个国家骨头要软得多。所以我讲过很狂的话，齐白石是大画家，我说过‘１００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当然不好比，但我觉得齐白石少几个对于这个国家关系不是很大，但没有鲁迅，这个民族的心态就不行……”

　　吴冠中所说的“狂语”出自他的自传《我负丹青》，他说：“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批评家吴冠中在当代语境下所起的作用，似乎丝毫不逊色于艺术家吴冠中，而这种凸显，也许恰恰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堡垒——无论是艺术中的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坚如磐石。

　　
六十年“非主流”画者：他的一生似乎像一个无法啮合的齿轮，始终与时代、与政治、与体制、与内心磕磕绊绊

　　６月２５日，吴冠中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他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定论，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１９５０年，公费赴法留学已４年的吴冠中回国任教。３１岁首次到京的他看到了故宫和红墙，也看到了“行人如蚁，一律青灰衫。”报到完毕，他直接去往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布制服，换下西装，“才可自在地进入人群。”这个微小的细节成为了某种预兆，从此，吴冠中开始努力与体制磨合，但始终不得要领。

　　那个年代，文化艺术被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武器，连环画、宣传画是美术的重头，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１９５２年，吴冠中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被称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所作人物画被批判为“丑化工农兵”。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并决定到井冈山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

　　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１９６１年《美术》杂志发表了吴冠中的《扎什伦布寺》，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

　　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１９７８年，在逐渐回归正常的气氛中，吴冠中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解放美术领域的奴才”，并于第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引发激烈讨论。

　　１９７９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一边美术界极左的惯性仍在，另一边已经出现“星星画会”这样争取话语自由的民间活动。此时，吴冠中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旧思潮对撞的引信。虽然再次遭到批判，但毕竟政治运动的大势已去，吴冠中当年被选为美协常务理事。这似乎是体制内对其认可的一个标志。

　　“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是吴冠中最辉煌的一段。”贾方舟说，“他是憋了三十年，不得不说了。”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

　　这个时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吴冠中的名言流传于世，这让性格张扬的他显得特别“老来俏”。他曾说，“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

　　他的一生似乎像一个无法啮合的齿轮，始终与时代、与政治、与体制、与内心磕磕绊绊。

　　
一个思想者的言说意义：吴冠中很像那个不停地推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不是那个有着一代又一代继承人的愚公

　　２００２年，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投票吸收吴冠中为通讯院士，香港媒体颇为重视，甚至以“艺术诺贝尔”誉之。随着在国际上的名声日隆，吴冠中的画价一路高涨，不时在拍卖会上创出中国在世画家的画价新高。

　　据统计，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他的各类作品总成交１４１７件，均价达１２５万元。１７．８亿元的总成交额，使他在中国古今画家中，以０．４亿元之差逊于齐白石。

　　然而，中央电视台纪念吴冠中的电视节目中，在昔日的影像里，他穿着一双普通的旅游鞋到江南写生。与这个细节同样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晚年花３元钱在路边摊理发、久居北京方庄一套两居室的“蜗居”里。

　　他的房子放不下丈二匹的大画，只能一面卷一面画，永远看不到全景。曾有房地产商听说吴冠中对中国四合院很感兴趣，愿意在最高层给他盖个四合院。他说：“比我条件差的还有，我不能抢在别人前面。”

　　此时，他已经将近九十，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吴冠中说：“我跟孩子们开玩笑，我不是你们的摇钱树。我的作品不是遗产，房子、钱可以留给你们，但作品要捐给国家。所以孩子们也同意。”

　　晚年的吴冠中画价节节攀升，应该到了与世无争，见人就唱高调，等“大师”的帽子送上门的年纪。但他却比年轻人更为焦虑——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感情上更纯真，就像又回到了童年。在家里那间５平米袖珍书房里，他写下了１００多万字的随笔。他那些每次都引起争议的批评，无论对事还是对人，都可以归纳为一个观察者对于陈旧体制的不满。

　　吴冠中很像那个不停地推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不是那个有着一代又一代继承人的愚公。他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因为说到底除了性格，他还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一个平庸兼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吴冠中的斗士形象显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而他的坚定的态度和每一次击中的要害，都体现出他已经是站在思想者的角度，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