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片时代

　　当有媒体评论《熊猫大侠》是部贱片时，导演王岳伦很开心地说：“贱在网络用语里是个褒义词，这是在夸我们呢。”

　　当有媒体评论《三枪拍案惊奇》是部贱片时，张艺谋很恬淡地说：“我不会对网上的评论作回答，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个传说。”

　　或者，张艺谋的这部电影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传说：它为２００９年的国产贱片做了一个总结性标注，它意味着三十年来，中国电影终于不再苦苦哀求国际话语权的认可，开始“放低姿态”、“愚民犯贱”，进入一个全民傻乐的贱片时代。

 

“贱”是一种生活方式，“山寨”是一种政治正确

　　将贱片作为一项事业进行到底的是王晶以及李湘的老公王岳伦。王晶之贱不必多言，最近的一部《大内密探灵灵狗》更是贱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王晶是香港贱片之祖，而王岳伦则开创了内地贱片的新局面。

　　去年王岳伦的《十全九美》撞了狗屎运，也正是这样一个神话，使得２００９年成为中国山寨电影元年。《寻找成龙》、《大内密探灵灵狗》、《家有喜事２００９》、《大胃王》等一大批风格低俗、制作粗糙、趣味和格调都十分低下的作品充斥银幕，妄图以小博大，创造低投入高产出的神话。

　　这样的诱惑，连张艺谋都抵挡不住。或者，他也根本不曾想过抵挡。

　　《三枪》用张艺谋的地位为贱片标注了一个模板：剧本可以山寨、台词可以山寨、演员可以山寨、道具可以穿帮、表演可以犯贱。无知者无畏、至贱者无敌。

　　因此洪晃这样评价《三枪》：人品不好太下贱。

　　张艺谋都可以犯贱，何况王岳伦这样的草根导演？贱片时代，“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山寨”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的确，“贱”已经不是一个纯贬义词，它的出现频率之高达到了这个字被发明以来的历史最高峰，但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若是还靠这种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贱”模式，那无疑是自寻死路。事实上，也正是那些粗制滥造的港片在缔造票房神话的同时也逐步蚕食了港片的信誉。更何况，那些头脑发热的评论者如果鼓吹《熊猫大侠》的１０００万也能叫“票房奇迹”的话，几乎让人怀疑其从业道德了。

　　贱是一种深度的自嘲，一种娱乐生活的态度，是一个只比幽默搞笑语气更重的形容词。生活在一个贱时代中，是一件无奈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持重者可哀叹礼崩乐坏，游戏者可窃喜天地自由。

　　而另外一个我们所忽视的现象是：由于标准的缺失让我们对好坏失却了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对崇高性充满揶揄。为此，我们必须正视并且谦卑的承认，我们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差距绝不仅限于金钱的多寡。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不靠谱”成为主流，“芙蓉姐姐”成为明星，“大龄剩女”动物凶猛，楼市在做“俯卧撑”，连易中天都担心有人会“像三氯氰胺一样地活着”。电影学院副教授杜庆春说，“这是一个价值系统极度耗散的麻木时代”，小说家马原说，“这个时代需要段子”。

　　于是，段子就义无反顾地来了。

三十年，我们除了“功夫”还拿出了什么？

　　不要小看电影。

　　尽管经过３０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主导世界的话语权上，却经常显得力不从心。

　　而电影在这其中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是最具亲和力的外交使者、最具传播性的意见领袖，更是最具影响力的亲善大使。

　　很多时候，我们在谈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时，总联想一些刚性手段，而事实上，文化的渗透更多是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不由自主的激发，感同身受，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征服力，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

　　是的，现实仍不容乐观。调查显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居于美、德、英、法、意、西之后；而中国文化竞争力却仅居世界第二十四位。这与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更与五千年的文化资源不相适应。如同很多老外来到中国要求看一些古建筑时，都会遗憾，快速的近乎粗暴的现代化进程毁掉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印记，让城市成为一个无根的城市。

　　不客气的说，美国一个二百年文化的国家，很多城市看起来比中国历史更悠久。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光说是没用的，得拿出来看。七十年代，李小龙成就了“功夫”在海外的影响力，三十年之后，我们除了“功夫”还拿出了什么？

　　也正因为此，张颐武才将章子怡与孔子拿来一起比较，尽管这个比较本身便是对中国电影的一个无奈讽刺。

　　金融危机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从大环境来说，中国自身的高速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业内外资本的涌入都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充分。

　　资深新闻人王宏说：“当他（张艺谋）想和公众亲近的时候，没有选择一种高品质的，而是选择了低俗的方法。问题不在于他拍的是喜剧和搞笑的类型，而是电影本身的质量存在问题。正因为他的创造力低了，所以他生产出的通俗产品并不合格，只能沦为低俗。”

　　作为一家电影企业，在制造卖得出去的商品的同时，如果没有负责任的历史观、没有世界范围的眼界，不可能拿出精品力作，而没有长远的目标，中国电影只满足一些数据的增长，那离输出话语权和推动经济发展还有很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