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留学史

　　近日，美国总统访华期间，中美签署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将接受更多中国留学人员赴美学习，并为之提供签证便利。同时，美国也开始加大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力度，今后四年向中国派遣１０万名留学人员。

　　与奥巴马访华几乎同时，１１月５日以来，澳大利亚６所私立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倒闭，１２００多名中国学生失学。中外之间的留学交流在这个冬天出现变局。

　　纵观百年留学史，从１３０多年前的留美幼童到３０年前的访美学者，再到当今大众化留学时代的来临，留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伴随着“大国梦”和“中国梦”的一次次演绎，从一定意义上说，百年留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的危机史、开放史和复兴史，饱含着辛酸、孤独与惆怅，却又彪炳千古、泽被后世。

“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故事

　　时间回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６日，中美建交仅仅十天，文革后中国第一次派出的５２位年轻人启程赴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首先去了刚刚设立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安顿之后，开始给各个大学写申请信。

　　然而，刚走出文革的这一批留学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的大学联系，甚至对方回复的信件他们也看不懂——两个分别来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学老师，不知道分子生物学是怎么回事。

　　历史再一次重演，新的起步虽然艰难，但是其标杆意义足以嵌入历史。上溯百年，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被后世所熟知的留美幼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

　　不管是百年前的留美幼童，还是百年后的访问学者，他们都分别开启了各个时代的留学大幕。而夹杂在其间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实业救国与教育启蒙，分别以不同的形式，从大洋彼岸传递过来，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面貌。

　　１８５４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回国后他怀揣着教育梦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全权负责了１８７２年的留美幼童事业。

　　曾于５０年代留学苏联的宋健在《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一文中，把中国自近代以来１３０多年的留学史分成了十个阶段：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文革以后留学的是第十代。

　　从留美幼童到接下来的海军留欧学生，他们推动了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技术，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领袖，产生了民国第一个总理。一直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大批的留日学生、庚款生赴美、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和早期的留苏学生等，从政治到科技、从教育到实业、从文学到军事，留学生几乎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所有的门类。

　　而经过文革，２０世纪８０代的留学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义的色彩。在他们心里交织着“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故事。

　　再回到当初，我们很难切身体会到当年留美幼童们的复杂心情，许多今天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举动。今天那些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排队的青年，在一百年前就有可能被义和团的暴民们打死。同时，我们又看到，“天朝大国”的迷梦和“华夏中心”的观念，还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时隐时现。

　　鲁迅曾说，有不少国人“每遇到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我俘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文化名流辜鸿铭便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标本”。他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据称获得过１３个博士学位。他的英文水平号称“晚清第一”，可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的旧学捍卫者，终生长辫青衫，到了民国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条“尾巴”。他赞同一夫多妻制，最著名的论据是，“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在辜鸿铭等人的儒家传统理念中，西方的商业主义精神是一切万恶的根源，必须彻底消灭才会令社会太平，国泰民安。

　　辜鸿铭身上的矛盾特质显示了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在东西文化激荡下所承受的精神重压。事实上，这种双重的文化包袱也一直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在第一代留学生身上便留有印痕，直至今日，仍可看到它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１２１．１７万人，留学回国人员３１．９７万人。而从留美幼童到１９７８年的访问学者，一百年间留学生总数也只不过区区１０万人。

　　
实业救国与教育启蒙的“当下性”考量

　　一百年前，在列强的不断打压下，国人终于普遍承认：西方和中国都在统一的历史进步序列或者必然的发展规律中，西方比中国先进，而落后就要挨打。留学百年，实则就是“师夷长技”的百年。

　　按下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不表，有人给百年留学下定义：唯有救亡与启蒙而已。拂去历史的陈杂，我们会发现，实业救国和教育启蒙作为拯救国民的一体两翼，其历史意义显得尤为突出。

　　１８７７年，留美幼童事业实施期间，清廷派出了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精通西学第一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即是此次留英，入格林威治海军大学。

　　 “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教育。不惑之年留学德国的蔡元培成为将西方现代化教育引进到中国的集大成者。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

　　而仅仅两年之后，１９１９年６月，蔡元培便辞去校长之职，他在辞职声明中说：“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这似乎让人想到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贺卫方出走北大事件，而准备接收他的浙江大学最终反悔，致使赋闲三个半月后，贺卫方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而这之前几年，贺卫方因不满硕士招生体制的弊端而宣布罢招。

　　百年留学的教育启蒙依然在路上，教育的弊端指向行政化、官僚化。有人这样总结：“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已有的结论所约束、蒙蔽，因此需要不断打开心扉，接受不同的思想冲击，从而不断获得新的智慧。中国人需要启蒙，西方人也需要启蒙。农民需要启蒙，工人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需要启蒙。”

　　教育启蒙之外，另一个被广为提及的留学命题是实业救国。

　　１９２８年，山东人苗海南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皇家第六纺织学院学习纺织。

　　１９３２年春，苗海南回国，先到青岛华信纱厂里乔装成工人以取“真经”。返回成通纱厂后苗海南出任经理，兼任总工程师。从这时开始，苗海南崭露头角，地位日渐显赫，成为山东近代商业的最重要代表。

　　１９３８年日军进占成通，强迫苗海南与其合资。他极力反对，被日军逐出厂外。抗战胜利后，他从日商手中将迭遭破坏的成通纱厂以７０万元法币收回自营。他还办起职工食堂、澡堂；创办职工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

　　苗海南们一直都在寻找自己、家族、国家的发展脉络，他们自己走向了世界，并引领更多的同胞走向世界；他们自己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启示更多的海外游子也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留学生们的道路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当下性”。

　　
千年愿景：留学生入学前还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如果汉语水平太差，会被“拒收”

　　“长安曾经收纳过至少几万留学生，日本的留学生就有一万多，那么朝鲜，当时叫新罗，在晚唐的时候考入我们科举的金榜题名的新罗人就有五六十个人。”余秋雨在《大唐魅影》中说。

　　唐朝的外来留学生大都被安排在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衣食住行费用全免。因此，唐朝的外来留学生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留学生。另外，留学生入学前还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如果汉语水平太差，会被“拒收”。如随第１７次遣唐使来唐留学的日本贵族子弟橘逸势，尽管书法水平出众，但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后来只好修习琴艺，在长安呆了不到两年便怏怏而归。

　　何其遥远的唐朝！然而自现代留学开始之后，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就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交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

　　网上有人时而戏谑的“汉语水平测试”或许也会出现在不久的将来。到了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放松地说，留学嘛，就是互相学习。这一天的到来，足以告慰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

　　然而，严肃一点说，百年留学史，到今天为止，它的使命依旧远远没有完成。

　　陈丹青在一篇叫《海归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中，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

　　陈丹青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独立人格、自由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价值追求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但是，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社会越来越技术化，留学的目标是学习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凭什么要求海归比国内知识分子多一份在中国往往显得沉重并且容易“以失败告终”的价值坚持？

　　这是一个悖论，于是，有人提出了“精神留学”的概念。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自费留学成为留学的主流，大众留学时代来临。无论是相对于以前的哪个时代，留学的意义更加指向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

　　“２０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如此概括改革后中国留学环境的变迁。

　　徐小平总结当下留学的三个目的：获得就业竞争力、获得行业竞争力、引领和启发社会的能力，第三个目标需要对西方社会有很深入的了解。

　　徐小平曾碰到一个学英语的女孩，回国后在一个大学教书。他让她来新东方，跟她描述了很多无限美好的前景。听了他的描述，女孩只用了一句话拒绝：“新东方不正统，因为新东方是民营的、私有的。”

　　“这个女孩出国学到了什么呢？她学到了英语，学到了技术上的东西，却没有学到现代西方文化里面精髓的东西——独立、自由，以及一种观念：个人力量、民间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过程中的重要性。她完成了表面上的留学，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留学。”徐小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