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两个人离去的背影再次把中国教育置于被拷问的尴尬境地，这个可怜儿也第Ｎ次被赤条条地抛到聚光灯下。尤其是带着遗憾离世的钱学森老人六问总理“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遗言更深深刺痛了一个民族的内心。１１月１１日，安徽１１名大学教授联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中国教育，另一个版本意义的“中国足球”？

     １９３５年８月，青年钱学森乘坐邮轮，把最后一瞥留给了黄浦江的浊浪；１９５６年钱学森回国后曾对他的学生说：“凡是美国人能够做出来的科学成就，中国人都可以做出来。”２００５年５月，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所对应的正是中国发生最剧烈变化的１００年，他因打破外国的技术壁垒把自己国家的导弹送上云霄而蜚声国际，却又以未能看到中国自己培养的“杰出人才”横空出世而引以为终生之恨。这或许是这位童心未泯的老人永远不可能想明白的“斯芬克斯之谜”：“难道搞好教育真的就比火箭上天还要难吗？”

　　的确，钱老有一箩筐的理由可以想不通可以抱怨，正像大多数中国普罗大众对教育所持的态度一样。“我们如今的教育很像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它在灭杀一个人好奇的同时又要求他必须要有好奇心；它在摧毁一个人想象力的时候又希望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它在埋藏一个人创造性的同时又竭力渴望他能攀登诺贝尔山峰；它在面对比尔·盖茨４０７亿美元身价而垂涎三尺的同时又要求别人无私奉献。”作家赵伟健在《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一书中不无愤激地描绘了我们的教育陷入的“二律背反”悖论。

　　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国教育曾经有过一个赢得“满堂彩”的发轫期，它本可以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最美丽的殿堂。但其前行的车轮并未沿着人们期待的轨迹运行，而是载着千万学子和一个民族的希冀驶上了越行越逼仄的“险途”。

　　中国教育病的集中爆发是被一个叫做“扩招”的阵痛引燃的，但这只不过是浩瀚的汪洋中一个小小的“青萍之末”。恰恰这时主政中国教育的正是被誉为平民部长却又极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周济，这就难怪乎他的离去给中国教育留下苍茫些许凄凉的况味。

　　其身后则是一片“愁红残绿”待人收拾：应试教育尽管不再甚嚣尘上，却依然暗里惟我独尊；素质教育尽管众望所归，却依然叫好不叫座；教育产业化战车绑架了大学教育和民办教育一路狂奔；教育公平对受教育者平等权的二元甚至三元撕裂；越来越名利场化的校园和越来越行政化的教育者……对于满目疮痍又自得其乐的中国教育，有人开始把它视为另一个版本意义的“中国足球”。

比之西南联合大学，今天的任何一座大学都犹如跳梁小丑

　　１８７０年，蒙台梭利在意大利悄悄来到这个世界，这位日后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儿童学前理论的教育家，她一定不会想到，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居然还有一些儿童为了当太监而遭受阉割。纵使再赋予她天方夜谭般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中国的孩子还在遭受一种叫做“应试教育”利刃的阉割。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曾就学前教育出现的滑坡做过一个调查。“从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全国幼儿园数从１８０４３８所降至１１１７０６所，减少了３８．１％；在园幼儿人数从２７１１．２万降至２０２１．８万，减少了２５．４％；特别是３至６岁幼儿入园率从４１％降至３４％，已低于‘八五’末期的水平……”

　　针对此种现状赵伟健在书中以批判的笔调写道，“今天，当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每年７％增长的时候，我们幼儿园的数量却同样以７％的速度在每年递减，当我们的国有企业坚挺着国有身份而不惜巨额亏损时，我们有些地方却把公办幼儿园像变卖一个养鸡场一样卖给个人；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谁的工资都不敢欠，唯独可以明目张胆拖欠老师的工资。”

　　很明显，作为教育基础之基础的幼儿教育之所以会被这样“轻轻抹掉”，究其原因不外乎它不能直接跟应试教育扯上亲戚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中国教育起点上的软肋暴露无遗，从一开始就为以后的诸症并发埋下了伏笔。一个从小就没有机会问出１２５０个为什么的孩子，等到他们一旦进了学校就仿佛进了另一所“精神监狱”，因为所有答案是被规定的；蚂蚁只能在菜园里而不能在大树下；牛顿的理论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个伟人；成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考大学其它的都是歪门邪道……

　　处于终端的大学教育也未能“独善其身”，其丑闻简直可以跟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一起并登各大报刊的头版。出走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贺卫方有一段谈话直逼“大学病”的核心病灶：“我觉得这个大学不是一个学术的平台，它像是官场、商场、战场、赌场，好多种地方的一个合一，唯独学术的东西现在变的非常非常稀薄。……我不承认现在教师的良知都泯灭掉了，我觉得大家还是想推动这种改变，但是体制的能量还是过大，以至于现在你自己浑身都想使劲，但是就找不到一个使劲的地方。”

　　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大学能够造就出像钱学森一样的人物。杨振宁博士曾经论断说“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２０年足够”，其立论的依据是“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若是还尚存一些理性的话就应该听出其话外有话，并没拿着棒槌当真。

　　在此种背景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次次被搬出来“影射”当今的大学教育之弊端，毫无疑问比之在战乱岁月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大批栋梁之才的西南联大，今天的任何一座大学都相形见绌，犹如跳梁小丑。

　　与快速推演的中国社会变革相比，毫无疑问中国教育已经无力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的“诺贝尔情结”为何如此浓重的根本原因：无非是想用诺贝尔这样的强心剂快速安慰一下我们并不过分的期望。

３０年的两个错误预言

　　１９７９年６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他们写了一份３万字的报告，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的报告结论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３０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六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近二百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

　　无疑过去３０年正是中国教育快速发展的３０年，在它的高速行进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压缩效应”，即通常所谓“别人花了上百年时间走过的路，我们只用了十年走完”，注射上膨胀剂的果子必然多畸形，映射到整个教育体制上就是集体性的急功近利。于是教育就沦落为一个硕大的名利场，“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形而上的精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在中国的，因为相对论换不来一个养鸡场或是一条制造帕萨特轿车的生产线，中国人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实用的、物质化的。”

　　中国教育偏离了教育最本质的特性，那就是它首先要教人成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饱含爱心且拥有爱的能力、富有创新意识且有创造力的人，也即古人所说“天地间一大写的人”，“人的教育”才是中国教育丢掉的那把打通密室的钥匙。前不久，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太湖大学堂接受访问时即指出“中国教育一百年没有目标”，随即指出“身心修养是做一个人的根本。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地位，只要你做人，都是以此为基本修养的。这是中国的教育根本。”

　　这正是中国教育最不能为人容忍之处：因为这个目标并非“挟泰山而超北海”的壮举，而不过是教育的最基本之基本目标罢了。

　　温家宝总理的话依然掷地有声：“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谁能真正推行“人的教育”？教育家，还是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