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打黑

　　韩联社用“打黑急先锋”来称呼薄熙来，这个称呼实至名归。官方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１５００余人，另有５０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

　　唱红歌、发红色短信；除恶、打黑……重庆一方面发扬“红色”，一方面打击“黑势力”。薄熙来领导下的“红与黑”的较量和决战开始了。

 

 薄熙来的另一种实验

　　２００７年主政重庆后，薄熙来的一系列实验让山城一次次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版图上：他与罢工司机直接会谈，圆满解决事态；他让重庆公务员系统展开大辩论并亲自上台点评；万封公开信邀请市民举报黑恶势力；今年５月，作为地方政府，重庆花费８０亿美元开始在国外购买耕地、矿山以及高科技装备。香港《文汇报》对此评论说：这是在金融危机下逆势而为的果断尝试。

　　重庆似乎让薄熙来的实验创新精神更加如鱼得水。

　　与当年赴任大连市长不久即提出“市长经营城市”的改革思路不同，薄熙来这次选择了“提精气神”入手。

　　外界揣测：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首抓“提精气神”，不仅源于重庆发展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还可能与其“红色家庭”出身背景有关。

　　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薄熙来在调研重庆学校工作时，就发出了一个倡议：在全社会形成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热潮。

　　与扬红并行的还有扫黑，２００８年出租车“罢运”、３．１９枪击案和一系列腐败案中所暴露出的黑社会势力渗透的蛛丝马迹，促使薄熙来把建设“平安重庆”演变为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实际上，薄熙来的打黑之旅早在他主政大连、辽宁时便已经开始。重庆一些官员也认为，薄熙来主政大连、辽宁时的一些经验被移植到了重庆。

    ２０００年初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发后，沈阳官场大地震，薄熙来临危受命主政辽宁。对慕马案以及刘涌案的督办过程中，薄熙来曾说：“干部干活是勤政，干净是廉政。只有勤政，老百姓才能得到实惠；只有廉政，干部才能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威信”。薄熙来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一要干事，二要干净”的亲民、务实作风让薄熙来成为中国政坛上罕见、异类的政治明星。在辽宁期间，薄熙来曾经大年初一就把各市的市长召集来开会，展开雷厉风行的扶贫帮困行动。在辽宁期间，薄熙来每年都号召并亲自多栽树，近几年辽宁通过绿化荒山已种植了２４亿棵树。特别是他的“反了腐败就解放了生产力，反腐败也是促进发展”的论断，就连外省人听了之后也备受鼓舞，精神振奋。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网上出现这么多如此雷同的言论：希望薄熙来到××市当市长。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督办刘涌案的过程中，薄熙来与打黑英雄王立军走到了一起。

　  刘涌被抓后，最初羁押在沈阳。但随后辽宁省有关部门决定，把刘涌羁押到铁岭，因为那里的公安局长是王立军，一个对黑社会分子深恶痛绝的反黑高手。由王立军带队羁押刘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串供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刘涌在铁岭羁押了一年零八个月，在当地完成了一审和二审，王立军和他的队伍圆满完成任务。随后，王立军被调往锦州工作，而刘涌的案件最后还要再审。当时相关部门作出了又一个决定：王立军调到哪里，就把刘涌押到哪里。

　　言下之意，由王立军看着这个黑道头子，让人放心。果然，王立军也不负重望，圆满完成了对刘涌的羁押工作。

    就在２００８年６月，这个让辽宁的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打黑局长再次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当时，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评价，王立军是从辽宁到重庆工作的薄熙来“挖”来的一个人才。

　　这个人才也的确工作出色。官方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１５００余人，另有５０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今年８月，重庆司法局局长、被传与多名“黑老大”交往甚密的文强落马。这是重庆打黑风暴中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

　　“红色传唱”、“扫黑战争”，这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另一种实验”。

 

文大爷与王青天的黑白人生

　　文强的落马颇具讽刺意义。

　　８月７日早晨，文强从北京返回重庆，他刚刚参加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他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在登上一辆警用防爆车之前，还对着摄像镜头摆出自己经典造型：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他似乎很喜欢表演：６年前的一张照片上，他用皮鞋踩着轰动全国的黑帮头子张君的脸，厉声喝问：服不服？

　　他曾经因抓黑而名动天下。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除了２０００年的张君案，还包括１９９２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１９９４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２０００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 

　　而在他落马前几个小时，重庆公安局附近甚至有人放鞭炮，一些散落在地上的传单写着：庆祝重庆黑老大文强被抓。

　　熟知文强的人士评价说，文强工作能力很强，颇有“强人风范”，一些重庆市民用颇有黑道色彩的“文大爷”来称呼他。有接近文强本人的人士称，文强闲时爱斗地主，喜欢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是一个性情中人。

　　无从考证文强从何时开始为黑社会提供保护，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重庆一王姓的黑社会大佬在解放碑为女儿办生日宴，文强参加了这次宴会，并为很多人所知。

　　另一个重庆坊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则是，文强与这位王姓老大关系亲近到可以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起吃面。后来该王姓人士涉案潜逃，至今尚未归案。

　　而与此同时，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１０万件以上，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文强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薄熙来从辽宁锦州调来“打黑英雄”王立军，王立军接替了文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职务，他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据有关人士分析，作为正厅局级侦察员，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属于平调，他虽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却离开了公安局这个业务部门。新去处司法局，在职权范围上主要处理司法领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务。这一举动被许多热衷于摆龙门阵的市民认为，薄熙来在布局，这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王立军是曾参与侦破过东北黑社会老大刘涌案的公安局长，空降重庆后连放“四把火”。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几个步骤是按部就班的，“打算得非常细，等于一块一块搬掉了文强的垫脚石”

　　几场打黑风暴后，“王青天”的美名开始在重庆口口相传。

　　但就王立军本人而言，打黑带给他的不仅是“一级英模”的荣誉，更是困惑。５年前，他曾在ＣＣＴＶ坦白，他并不情愿被塑造成一个英雄，他觉得自己其实是弱者。

　　他的弱势，恐怕与一些警察不像警察有关。外部的明枪易躲，内部败类的暗箭难防。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被捕后，他被扣留的手机不时有提示逃匿的短信响起，其间便不乏“内部人士”。

   “我说我觉得打黑不是说灰心，打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就是黑社会那个层层的关系网，和他们强大的这种社会的结构，最终要把不满的情绪锁定在打黑者身上。”

 

黑社会的漂白路线图

　　说到重庆的打黑除恶，就不得不提到码头的黑恶势力。

　　事实上，码头文化与黑社会有些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黄金荣、杜月笙的青红帮便起源于码头，而重庆临两江，码头自古以来都是物资集散地，带有浓烈江湖意味的码头文化也自古盛行。

　　改革开放后，重庆的码头也多是大型批发市场，菜园坝、朝天门等全国知名。这些地方销售的商品多是农副产品、日用品等低端产品，从业人员也多从小摊小贩干起。其中发家的不排除带有黑社会性质。抢底盘、挣市场的“码头割据”故事早在坊间广为流传，其中不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传闻。

　　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的被捕，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在民营公交车的运营路线争夺上，黎强常通过类似于强占明抢的方式挤占别人的经营权，采取群殴方式解决问题。

　　道中人需要官方人物充当劫难时的保护伞；亦有公务员以认识黑社会为荣，认为这是“吃得开”的表现。而在更高一层——比如黎强被警方带走后，他被扣留的手机不时有提示逃匿的短信声响起，发短信者不乏系统内部人士。

　　那些做强做大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已经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往往汇聚了各色人士，比如打手、会计、消息灵通人士。有人专管敲诈恐吓，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把非法得来的钱“漂白”，相辅相成。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对黑社会犯罪进行研究，他将其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显性的松散暴力团伙犯罪；而如今，重庆的黑社会犯罪已有升级迹象。

　　按照武和平的分析，中级阶段的黑社会犯罪，很多时候，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这种身份出现。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组织严密，控制手段无所不用，确保自己获得利益，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对能够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部门领导威逼利诱，采取一种隐形的控制。

　　到了高级阶段，黑社会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所以，此次打黑对于这个直辖市的未来，就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