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民国老品牌

　　寻找山东老国货②

　　最早的山东国货应当追溯到清朝末年，彼时济南开埠，一批近代企业就此建立，商标乃至品牌塑造等一系列商业行为背后是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

　　时至而今，这些老品牌大多已经消亡，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断壁残垣的老厂房在讲述当年的风采。寻找这些老国货，实际上是在追寻商业先辈们的创业史，也是在梳理一部山东的近代工业史。

　　“双鹿”面粉、“泰山”粗纱：

　　苗氏家族食货志

　　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国棉厂，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如今，绝大多数的国棉厂效益都非常一般，提起国棉厂，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下岗、破产等衰败的字眼，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些国棉厂们的前身——纱厂代表着彼时民族工业的骄傲。纱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其筚路蓝缕的故事值得我们追忆、深思。

　　提起纱厂，便不能不提出自桓台，发迹于济南的苗氏家族，苗氏家族实际分“大苗”和“小苗”两支，“大苗”的代表人物是赫赫有名的苗杏村(苗世远)和苗兰亭叔侄，“小苗”的当家人便是青出于蓝的苗星垣(苗世德)和苗海南(苗世循)兄弟两个。两家在“世”字辈上是还没有出“五服”的堂叔伯兄弟。

　　传说中苗杏村是挑着两篓子姜、苗星垣推着一独轮车炭进的济南府，不到十年时间，便在商埠的纬四路上盖起了几十间门脸的大楼房，俨然是雄霸一方的大坐商。

　　苗杏村后来创办了面粉厂、纱厂，其先租后买的鲁丰纱厂改名为成大纱厂，生产的“凤山”牌棉纱，开业两个月就盈利15万元。苗杏村给人的印象是厚道颇善交游，工作十分勤勉，据说每天天不亮就坐着车到工厂巡视，逼得手下人不敢懈怠。

　　除去纱厂，苗杏村还创办了成丰面粉厂，由于前期筹集的资金数额不大，厂房建成以后，已经所剩无几。苗杏村遂到上海求助于荣宗敬，由荣宗敬担保，在上海“怡和洋行”赊购了复式钢辊磨7部、154匹马力引擎1部和锅炉1部，分三期付款。1922年8月，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日产面粉2000包，注册商标为“双鹿牌”。

　　第二年，苗杏村和苗星垣将所得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又增添钢辊磨12部，日产能力达到了5200包。1924年又再度增资，一些社会名流如劳逊五、成逸庵等人均成了面粉厂的董事。次年，将商标改为“梅蝠双鹿牌”。此商标的专用期限为20年，1945年后改为“双蝠双鹿牌”。

　　苗星垣兄弟出道自立门户要比苗杏村晚上十年左右的时间，在1920年，苗星垣才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叫同聚长的粮栈。但此时的苗星垣已羽翼丰满，大有一飞冲天之势。

　　苗海南是哥哥苗星垣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苗星垣对他格外器重和关爱，虽然他在生活上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钱，但在考虑人才培养和事业的长远发展时却舍得投入。1924年，苗星垣有了涉足纺织业的长远打算，便安排苗海南到南通纺织学院学习，1928年又送苗海南赴英国皇家纺织学院学习。

　　苗海南回国后，先到青岛的华新纱厂实习了半年。其间，他在日本人开办的纱厂里物色了20余名技术工人。这些人来到成通纱厂以后，均被委以重任，成为各道工序的技术骨干。苗海南还用“聘贤”二字为产品注册了商标，以彰显人才的重要性。

　　投产以后，国内市场时起时伏。成通纱厂则通过内部管理、降低成本、适应市场变化等策略，于稳中求发展，年年赢利。

　　成通纱厂附设的铁工部系成丰面粉厂铁工部的原班人马，其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已经非同凡响，能根据本厂生产需要制造各种纺织机器。仅此一项，便能降低不少生产成本。

　　成通纱厂的生产用棉系从济南各棉花商行购进，或是到产棉区收购。为加速资金周转，棉花库存期不超过20天。秋棉上市后，举全厂之力日夜纺纱，至秋末冬初棉纱销售旺季尽数售出。

　　当棉花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时，成通纱厂则不采购，而是用霜黄棉(次白棉)纺纱，以确保工人有活干。“泰山牌”粗纱，便是掺入霜黄棉的产品。这类粗纱，除了供应济南各面粉袋厂用来加工成面粉袋以外，还销往农村的土布作坊。

　　1966年10月3日， 63岁的苗海南病故。而在8年前，即1958年，与苗海南情深义厚的胞兄苗星垣早已去世。

　　自此之后，鲁丰纱厂被改名为济南国棉一厂，是彼时山东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成通纱厂改名为济南国棉四厂，凤山棉纱、泰山粗纱、双鹿面粉不复遗存。

　　东元盛：从“莱芜染”到“爱莲生香”

　　除去苗氏家族，另外一个就是以张东木为代表的东元盛印染厂。2003年，电视剧《大染坊》将东元盛开埠办厂的故事搬上了荧屏。剧中陈六子的原型就是东元盛创始人张启垣。一部大剧勾起了人们对东元盛和张氏家族的历史记忆。

　　1898年，张启垣看到了商机，从桓台新城镇来到周村，与内弟史懋增兄弟各出250吊钱，在周村创办了东元盛。

　　1916年，张启垣将企业迁至了济南，当时济南本地已有很多印染厂，如何与他们竞争?在研究了当时市场上的色布销售情况后，张启垣认为深蓝色布是广大人民喜爱的品种，于是在1917年春开始筹备生产“莱芜染”深蓝布品种，增加了相应的设备，还花重金请来三名师傅。这时的东元盛，成为了本染坊和莱芜染的混合作坊。春夏季主要经营一般染色品种，到了秋冬季节，“莱芜染”则成了主打。当年秋冬季的“莱芜染”深蓝布销量巨大，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染坊年终盈余达到一万吊左右。

　　有了足够资金，1918年春，东元盛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的业务，生意日渐兴隆。张启垣绘制了一个猴子摘桃的“白猿牌”商标，用于佛青深蓝布。随后，他还增加了“群英会牌”浅蓝色布和“登坛拜将牌”红布等品种，各种色布十分畅销，有的还销往徐州、开封、郑州等地。到1926年，东元盛的资金积累已达七万余元。

　　在“实业救国”潮流的推动下，东元盛染坊决定进行机械化生产。1929年张启垣从天津买了套轧光机，仿照日本“玉莲生香牌”红布生产“爱莲生香牌”红布，生产出来的布料质量和日货相仿，但价格相对便宜，因此销量极好。随着资金不断增加，1930年东元盛添置了烘干机、锅炉、动力发电设备等机器，成了正儿八经的机器染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张启垣召回了在北平读书的三儿子张东木回家经营染厂，当时济南城内人心惶惶，东元盛在遣散部分工人后停产，厂里的技术人员也都回了上海。张东木到工厂后，基于他的化学专业背景，主持技术方面的工作。张东木大胆创新，为了解决传统青布上浆的“浆遮色”问题，于1940年取消了上浆工艺。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被看做奇谈怪论，却使青布的色光和手感都大为改进，东元盛的“名驹牌”青布、“双鱼牌”深蓝布成了名牌产品，远销至东南亚。后来，张东木在技术上改进，用国产颜料代替进口颜料，取得了成功。这一技术“攻关”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打破了外商对原料的垄断。

　　日军占领济南后，提出和东元盛“合作”，但张家人坚决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张东木的大哥张伯萱、二哥张让青被抓进了宪兵队，张东木也险些被日军关押。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规定未与日方合作的企业要将物资折价卖出，东元盛一次卖出了4万匹棉布，损失惨重。

　　1949年，张东木当选为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济南市副市长。当时的济南市长谷牧给他配了带枪警卫员。他带着警卫员在市里、工商联、东元盛……到处奔波。

　　晚年的张东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我这个副市长和其他的民主党派副职不同，当时就两个副市长，我分管全市的工业，有实权，到哪个单位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

　　国货运动与被重建的商业传统

　　19世纪90年代，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分别作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他们做出选择的前后，1893年和1896年，章丘旧军孟洛川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1898年，桓台人张启垣在周村创办东元盛染坊;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桓台苗世厚、苗世远兄弟在济南泺口开设恭聚和粮栈。

　　像张謇的“南通模式”之于中国一样，孟、张、苗三个家族正在悄悄书写近代山东的商业历史。

　　苗海南们的奋斗史几乎都点缀在一个背景里面：旱码头周村逐渐衰落，商业中心地位让位于1904年开埠的济南。新的大幕徐徐拉开，旧的舞台逐渐失去光彩。

　　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说：“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

　　历史需要重读，民族企业家的奋斗史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主题。

　　这是一段无法轻松的家国叙事。在那个不断跌荡的岁月里，他们一方面在寻找、恢复着曾经大一统的国家荣耀，另一方面，他们在那个政治动荡的时空里，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时势造英雄，而假若时势改变，英雄又将去往何处?

　　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的沉重的背负中，他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他们一生都在追求现代化于中国实现的可能，他们在不自觉地重建中国的商业传统，而他们也自始至终与自己的商业角色保持着若有若无的隔离。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评论“五四”时期的中国企业家时说：“他们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慷慨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