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在假装城里人？

　　假装城里人，造成城市人口的虚假繁荣。只有让大部分人口由工作地而不是出生地决定户籍，改变身份世袭传递，才能挤出城市化泡沫。

　　连世行报告都在土地物权保护、农地流转等方面语焉不详，这是中国土地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环。土改如果能够顺利推进，那中国最难的改革也就推进了一多半。

　　3月25日，世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发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六大建议，其中户籍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令人瞩目。

　　中国目前有2亿多人口虽然居住在城市，实际上是农村人。户籍二元制使这些假装城市人无法享受统一的就业与社保，他们的最终保障依然维系在农村土地上，根据中山大学所做社会学调查，第一代农民工年老后几乎都返回到了家乡。

　　土地资源的浪费是划地为牢的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必然结果。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远低于一些国际大城市，巴塞罗纳、都灵、东京等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上海浦东、北京城北的10倍左右，即使是同一座城市上海浦东的容积率也远远不如浦西的容积率，后者是大手笔规划的结果，先有土地城镇化，后有人口城镇化，而浦西却有与生俱来的自然城市活力。

　　城市耸立着大量楼盘，有些新区沦为空城鬼城，却无法容纳从农村来的异乡人，他们买不起城市商品房，低工资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无效消费群体。房地产的资本化过程，是大城市驱逐平民的过程。目前的土地使用存在双重浪费。一是土地浪费。外来打工人员在家乡宅基地上建起高房却不去居住，他们拥有耕地却不靠耕地为生。宅基地5亿亩，其中浪费数量惊人，政府征地拆迁，这些建房成本就成了整个社会的沉没成本。二是城市新区浪费。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2012年3月曾披露过一组数据：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在上边这根曲线始终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曲线。分两个时段，从1990年到2000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83%，但城镇人口仅仅增加了45%，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更依靠土地的抵押融资，2011年全国土地抵押面积420万亩，抵押金额达4.8万亿，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0.374万亿元。

　　减少浪费、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增加城市人口密度和改变税制增加不动产税等，是世界银行报告开出的药方。城市群要扩大，城市容纳的人口要进一步增加，与一些建议相反，未来大城市人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资源集聚、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当初韩国首尔试图阻止城市扩张，但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顺其自然地建成了首尔经济圈。未来中国的大城市会越来越大，而后逐步导入到大城市郊区、再后来是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试图把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引入小城镇的企图不会成功，因为这与资源配置和流动人口本身的意愿背道而驰。

　　城市本身增加容积量是一大办法，其次以未来6年轨道公交发展为契机，大力拓展轨道交通周边的小城市群落，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许，北京就是下一个首尔、下一个东京或下一个巴黎。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就曾表示，如果南方城市广州(现有人口820万)的密度与韩国首都首尔相同，“可以再塞进400万至500万人”。好处不仅于此，如果中国增加城市人口密度，有可能在未来15年节省1.4万亿美元的基建支出。

　　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出现首先消化大城市、区域核心城市存量房的现象，而过于激进的、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群的小城镇可能会出现局部破产，这些地区的库存永远也无法出清。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城镇化，辅之以便捷的轨道交通，大城市周边的轨道、商业、服务覆盖地区率先受益。从理论上来说，想留在北京的漂泊者可以买北京周边小城的房子，想留在上海的异乡人可以买昆山的房子。中国毕竟不是韩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最大制约是软性制度的变革。放开户籍使人随居住地走，城市群之间的户籍、社保能否一体化是重中之重，没有区域内资源的市场配置、人口的自由流动，京津冀内部北京、天津、廊坊虽然一箭之地，却也远隔天涯。而在上海，老年人到昆山养老同样心有余悸，因为地铁能到之处医保却不能到。

　　土地改革尚未真正起步，让农民享有土地增值权谈何容易。连世行报告都在土地物权保护、农地流转等方面语焉不详，这是中国土地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环。土改如果能够顺利推进，那中国最难的改革也就推进了一多半。所幸的是，农民工子弟的第三代不会完全重蹈第一代的悲剧，他们是受惠于人口城镇化的一代，起码有几千万人不必假装城里人，可以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安居乐业。

　　叶檀，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国家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辟财经评论专栏。曾获《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青年领袖奖，著有《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战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