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解说中国经济
中美之间从来不缺少对话，但还没有哪一场对话像今天经济与战略对话这样吸引世界。虽然中美经济合作走向何方未为可知，但在三月初的《华盛顿邮报》上，林毅夫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分析师与世行行长佐利克联合发表《世界经济复苏取决“Ｇ２”》的文章，呼吁中美建立Ｇ２，称没有一个强大的Ｇ２，Ｇ２０会让人失望。这篇文章，在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林毅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上复苏之路的是中国。他称中国“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这直接帮助了美国，也间接帮助了自己，是一个双赢”。
林毅夫凭着多年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一针见血的揭露中国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那些大公司
“中美之间深刻复杂的经济联系，正处在当前这场全球经济风暴的核心，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减少中美两国间贸易不平衡所能起到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写出这番话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刚刚满一年。这一年，林毅夫和世行同仁为应对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而忙碌，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意料之外。
林毅夫属龙，天秤座，星座书对天秤座的人是这样描述的：诚实温和，理想主义者。惟因“温和”，林毅夫丝毫没有世界级著名人物的清高傲气；惟因“理想主义”，这个外表斯文儒雅的经济学家，在过往人生的四次抉择中，都做出能够接近人生目标的选择。
林毅夫曾经一心致力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订，“希望完成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梦想”。他上山下海，到过最偏远的农村，研究经验丰富，许多知名的研究者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他到世行以后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去年春天就任世行副行长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林毅夫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还到德国、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进行访问。他说这种实地的考察，要比在书本上读一千遍有用得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６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发表了《世界经济复苏取决“Ｇ２”》的文章，提示人们在这场还没有看到尽头的金融危机中，中美必定要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文章刊出不久，林毅夫面对记者解释金融危机一方面是金融问题，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问题，即产能过剩问题。“当时许多人还在谈人民币汇率问题，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经济失衡，不是汇率造成的，而是结构性问题。发表文章，就是希望以正视听，让大家不要只看问题的表象，而应该看到本质。”
多年来走在世界经济理论前端，林毅夫似乎更有理由看到引发全球广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而言，消费热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产生的，同时还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暴跌。对中国而言，储蓄过剩是金融、公司和资源部门结构畸形的结果。
林毅夫凭着多年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一针见血的揭露中国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那些大公司。“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事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储蓄。”中国亟须建设小型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了美国，间接帮助了自己，是一个双赢
在世行为官一年，林毅夫展示出一个学者“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经验、具合作精神以及熟练的理论的卓越结合”。具有挑战性的是，他必须具有全球视角，“在国内站在中国的立场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考虑问题都必须有全球视角”。
这也是为什么，当周小川提出应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林毅夫不卑不亢解释，中方建议并非要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而是因为出现了问题，峰会必然要讨论。他不再一味强调中国本身，而更看重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有何地位。
林毅夫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是一个小的Ｗ型增长，而不会是大的Ｗ型。在当前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经济的表现至关重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转化成实体经济危机，症结是产能过剩，现在就断言金融危机已经触底可能还为时尚早。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波动，但应该在７％－８％之间波动，这个增幅今年没问题，明年也没问题，要恢复到９％以上的增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而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努力——他谨慎的使用着“可能”等字眼，有时甚至为此陷入思索之中。
曾经三次访问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断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是重要的，对外部世界解释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离诺奖最近的人。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对目前危机，中国相对来讲是游刃有余，因为财政有盈余，外汇储备庞大，让决策者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同时，林毅夫也明确表示，中国本身经济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发展了，对世界财富增加就多，对世界贫困的解决贡献就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后，就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市场和机遇。
对于中国买美国国债，林毅夫表示必须从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元的压力会很大，目前“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了美国，间接帮助了自己，是一个双赢”。
他说中国目前人均ＧＤＰ是３０００美元，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逐步失去了比较优势
６月２２日林毅夫主持的世行报告发布后，当日几大股指纷纷下跌，大宗商品价格走弱。对此，林毅夫称是“因为大家本身就非常紧张，就像雄鸡一叫天下白。实际上从时间序列上看，雄鸡叫了，确实太阳出来了，但雄鸡不叫太阳也会出来”。
２００８年８月，林毅夫曾和一些发达国家央行行长和知名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当时的话题是：３０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目前的金融危机。当时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地说，３０年后大多数普通人可能都不记得这场危机了，最多这场危机不过是金融经济学教案上的一个案例。林毅夫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知道大萧条的教训，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也知道上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危机以及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林毅夫当时却认为，当我们回顾过去，每次危机总是由于新的情况和原因所导致。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却很难避免预料不到的因素导致危机，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个乐观派，他坚信中国将是在危急中最先见底也最先恢复的国家，同时，他又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有其表象和深层原因。他说现在的投资项目和过去不一样，１９９８年我们的高速公路只有４７００公里，机场、港口和通讯设备比较落后，当时投资到这几方面的较多，这些都是增长的瓶颈。现在这些瓶颈消除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产生了新的瓶颈。因此，只要投资在新的瓶颈上，还是可以继续提高生产潜力。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的问题，林毅夫同样有独到的思考。他说中国目前人均ＧＤＰ是３０００美元，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逐步失去了比较优势。上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亚洲四小龙，上世纪８０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中国。我们现在有一些产品也可以转到劳动力比我们更便宜的地方，如南亚、越南、非洲，转移需要资金，我们可以帮他们转移过去，一旦过去，就可以利用当地资源，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我们投资到当地也可以获利。从ＧＮＰ角度看，可以让双方都增加，短期我们转移出去会造成ＧＤＰ下降，但利用过时的资本到当地变成有活力的资本，就可以营利，同时帮我们的产品创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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