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企业家的心灵高不过一个坟头

　　６月２７日，郎咸平在济南参加“学习型山东商界领袖文化与财富论坛”，就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突围战略、产业链阴谋及行业本质揭秘等发表了个人观点。

　　期间，本刊记者就中国富人信仰缺失等问题对其进行专访，郎咸平称中国“企业家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是一片茫然”。

郎咸平济南再放炮

进入世界五百强？浮躁！

　　《齐鲁周刊》：最近出炉了一个榜单，说全世界富商数目中国排在第四位，较之前几年有了很大提升，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郎咸平：我觉得这个榜单很无聊，没什么意义，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齐鲁周刊》：据悉，当今有些企业家精神走失，把进寺庙烧香拜佛、请人看风水看面相当作某种寄托，将其看作一种精神危机似乎并不为过，您怎么看？

　　郎咸平：也许吧！不管你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管你登了多少世界高峰，可是在老百姓看来，你的心灵再怎么也高不过一座坟头！应该说，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但是，这又不能埋怨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家有个毛病，就知道赚钱，而且为了这个赚钱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最典型的便是毒奶粉事件，那些“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广告就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中国对各种食品的检验频率和密度，要比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高得多，这种事情在中国以外的几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还有“黑煤窑事件”等，你看来看去发现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根本没有道德约束，这些人只知道赚钱，没有其他。

　　《齐鲁周刊》：外国企业家不也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盈利吗？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我知道，其实今天许多来到论坛的企业家也就是想在郎教授这里获得一点赚钱的方法。那么赚钱做什么？留给下一代？如果政府要取消遗产税，富豪们会不会因而欢欣雀跃？巧了，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就打算这么干，你猜美国富豪怎么做？当时美国１２０名富翁联名登广告，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其中包括盖茨的父亲老威廉、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等。

　　由于受到１０００年前“上帝的企业”这样的历史传承，西方职业经理人要发挥对上帝的信托责任，替整个社会和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中国企业家呢？他们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官商文化的膜拜。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感谢危机，只有危机到来，我们才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内心深处最根本的动机和心态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齐鲁周刊》：您认为中国企业家的动机和心态有何问题？

　　郎咸平：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属于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魔咒”。你崇拜诸葛亮吗？他“智多而近妖”，空城退敌，借东风火烧赤壁。可是，万一司马懿不走东风不来呢？

　　我经常说，我们的企业家只要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进入世界５００强的病态心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投机取巧，例如ＴＣＬ收购汤姆逊等，就是这两种病态心理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摧毁股东价值，并且这样的事例不是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重演。我们的企业家也乐此不疲，投机到底。这种病态心理就是在你崇拜悲剧英雄和相信空城计的一刹那进入你的灵魂的；就是在你欣赏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那一刻，成为你永远也跳不出来的僵化思维的一部分的。

　　
中国需要“鱼香肉丝系统工程”

　　《齐鲁周刊》：这种文化根源所导致的问题在哪个行业更突出？我们的企业又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正确理念？

    郎咸平：我们经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盲目地相信表面上的失败加失败竟然会等于成功，而不去研究每一次失败的本质原因。你平时有这种心理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放在企业家身上会导致什么？就是喜欢盲目地做大做强。

　　中国高科技企业就特别好大喜功。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是“浮躁”，我们也相信、甚至崇拜奇迹，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竟然是以“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这样非科学的僵化理念作为座右铭。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理念的东西，逐步改变这种中华文化的魔咒。
 

　　《齐鲁周刊》：您认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利用人才？

　　郎咸平：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并不是创新，而是系统的积累。高科技企业需要的并非人才，而是千千万万的螺丝钉，人才也需要系统工程化。打个比方。我曾在北京一家中餐馆尝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鱼香肉丝，而且只有他们家的那一位厨师能做出这个味道。这位厨师也很牛，老板都忌他三分。可是，如果我们引进２０个人才，组成一条“鱼香肉丝系统工程”就可能更好一点。一个人切丝，按规定切，不能宽或者窄，第二个人切葱，第三个人放酱，直到第十九个人颠勺，第二十个人掌握火候。一尝不好吃，那就调整，多放酱、少放葱……经过无数次实验，总有一次鱼香肉丝的味道跟大厨一样。那么，“鱼香肉丝系统工程”也就会出炉。

　　看出来了吧？企业需要的是螺丝钉，而螺丝钉必须遵守规则，不能创新。

　　《齐鲁周刊》：但是中国也不乏一些好企业，比如华为。

　　郎咸平：我给你讲哦，华为有“鱼香肉丝工程”。当初华为请ＩＢＭ帮助他建起一套完整的“６＋１”系统工程，所以人家华为才牛。

经济萧条把娱乐业带进黄金期

　　《齐鲁周刊》：听您讲，难免有些郁闷情绪。难道就没有什么产业能够迅速回升？

　　郎咸平：有啊，娱乐产业，或者说文化产业。好莱坞什么时候火起来的？１９２９年！当时美国经济大恐慌，华尔街股票暴跌，总统胡佛说我们经济好得很，恐慌纯属心理问题，找几个喜剧演员逗逗乐就行了。

　　胡佛的前半段是当真说的，后半段纯属玩笑。结果历史跟这位总统开了个大玩笑，美国经济没有好起来，而娱乐业却进入了黄金时期。当时的美国人很奇怪，就算是吃救济也要从兜里挤出几个钢蹦儿买票看歌剧、看喜剧，好莱坞也就逆势狂赚，高速发展。

　　《齐鲁周刊》：这其中有什么经济学原理吗？

　　郎咸平： 吕克·贝松曾经说过，“当我们欣赏的这些轻松电影，就像阿司匹林让我们再次感觉良好。”刚刚你也说了，听了郎教授的演讲有些郁闷，那就看看喜剧片去吧，所以有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用诙谐的语调叙述失业的痛苦和社会的讽刺。同样，企业家一郁闷，他掏钱的时候也就不痛快了。经济萧条，物质匮乏，资金链断裂，他们在投资电影的时候就会小心又小心，真正能赚钱才投。而导演呢？想找资金就很难，他们也只有穷毕生之精力拍出最好的片子。

　　娱乐业从经济萧条中获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规律，据美国影业联合会统计，过去的几十年里总共有七次经济不景气，但五次电影票房大幅提高，也只有这些时期，美国才能孕育出伟大的作品和演员以及导演和电影公司。１９２９年有《金刚》、《飘》、《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以及世界第一部《白雪公主》。而影星有卓别林、盖博和费雯丽。当时的童星秀兰·邓波儿被罗斯福总统称为“微笑天使”，说她的踢踏舞“踢走了美国人的忧愁”。

　　《齐鲁周刊》：那么这些年代娱乐的发展有什么变化呢？

　　郎咸平：美国的７０年代出现了《大白鲨》，《教父》。与１９２９年的喜剧片不同，大家开始用恐怖片疗伤，大白鲨一张嘴吃掉了，教父一枪结束了，还有什么烦恼？千禧年有“哈利·波特”，有《指环王》，都多少有些魔幻了。

　　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破碎，经济萧条，陷入二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但它的动漫产业却迅速发展了起来，如今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市场份额达６０％以上。韩国呢？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好莱坞大片占据韩国市场。之后，韩国本土电影和电视占到６２％，《大长今》开始流行。

　　《齐鲁周刊》：如此说来就是越萧条越娱乐了，那今天的金融危机会不会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黄金时代？您能否给文化产业提点建议？

　　郎咸平：我看是。你看小沈阳，若不是因为金融危机，他不一定会红到这种地步。我还是引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说吧：“始乃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把老百姓的生活搬到舞台上来，只是文化产业的开始，而艺术最终将要面向老百姓，我们文化艺术的未来应该就在这里。